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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些布票是几年来辛辛苦苦省下来的，一下子作废了，岂不可惜！不管你们涨不涨价，反正现成买了没有坏处。”所以越宣传解释，人们越要排队争购。第一百货商店、第十百货商店（今华联商厦）当天无法打烊。怎么办？最后，上海市商业局决定，立即敞开供应，价格不变、不收布票。无论什么布，要多少卖给多少。晚上6点钟在上海市电台、电视台发公告，并在商店贴出大布告。这一来，排队的市民才退出、散去。

票证给人们带来心理紧张，搅乱了人们正常生活，也给市场带来畸形消费。

物品短缺，使得上街购物成了上战场，动辄排队。“排队”成了当时中国市场一大奇观。人们在路上行走，只要见到有人排队，便赶紧排在后面，然后再问卖什么？如果是已经凭票证买过的，无法再买，怅然若失，也不急于离去；而是四处张望，见到熟人，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他，送个人情。如果正是自己想买的，便非常庆幸，身上若没带票证，就先告知前后的人给自己留着位置，再立刻打公用电话，通知家人送来。

排队成了家常便饭，白排一气也是常有之事。眼看快排到了，前面忽然传来存货已所剩不多，排在后面的人便揪心似的紧张，眼巴巴地瞅着。也许，恰好轮到自己时，物品卖完了，只好沮丧地回家去，等到下次再买。但是往往再也买不到了。

年关的突击抢购

拿票证排队也不一定能买到东西，使人们更疯狂地抢购。

每年春节前几天，挑动了最激烈的抢购风潮。家家户户倾巢出动，青壮男子负责购买鱼肉、鸡、豆腐等重要的过年食品。这些货物平时很少见到，猪肉、鸡蛋每人每月凭证各一斤或半斤，有时根本缺货。至于鸡、鱼、豆腐，逢年过节才有少量凭证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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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证制度下的社会心理（2）

到了年关供应期间，每个供销店的门口前面早早就排起长龙，有的人天不亮就赶来了。供销店开门以后，起初秩序还能保持一阵子，逐渐就乱了套，不时有人插队“夹塞儿”，后面的人盯得很紧，一经发现，立刻群起斥责。“夹塞儿”的人或者灰溜溜退出，或者厚脸皮赖着不动，有人便将他拉出去。他若不是“善茬儿”，无理纠缠，往往引起争吵、打架。队伍这时便乱了，后面不愿排队的青壮年一拥而上，谁挤在前头谁买。其他人一看，全急了眼！排山倒海一般冲上前去，摔倒的、踩伤的、哭嚎咒骂的，乱成一片。身强力壮的小伙子，合力挤出一条路，或干脆从人们头上、肩上爬过去、踩过去。反正人们紧紧挤着，互相架在一起，你从上面滚过，也不会摔在地上。那时，这种场面经常可见。

在首都北京街头，笔者亲眼见过：因抢购豆腐而打得头破血流。几个愣小伙嘴里叼着钱和票证、从人群的头顶上闯过去，踩着人头买豆腐。

商业厅干部的苦恼

一位曾在省商业厅主管过配给供应的离休老干部回忆说：想起那些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人们，十分心酸。

20世纪70年代，他调入省商业厅，供应很贫乏。每天的工作是批禽蛋、鱼类、肉类这些仍是十分短缺的物品。省长、厅长每天中午都在街上的副食店了解货源，看看老百姓能否买到那一点点供应的商品。

作为主管这方面业务的负责人，天天上班恨不得躲到地缝里去。矿山、铁路、地质队、宾馆的人纷纷来要求批条子。不给这些特殊岗位上的人们解决困难不行，可解决他们的困难就要从老百姓那里挤，使全省百姓手中的票证、购货本中那一点儿东西也得不到保证。不仅肉蛋紧张，连水果也紧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句话是体会最深的了。

票证成了代价券（1）

从1958年声名狼藉的“大跃进运动”以后，一直到90年代初，城市票证配给品的“平价”和自由市场的“议价”之间，价格不同、悬殊很大。两者的差价，使得各种票证无形中附带了可观的价值，成为可以代替人民币的变相的代价券。虽然政府三令五申禁止买卖票证，但实际上，票证黑市早已半公开化，大街小巷、明里暗里都在以票换物、以票卖钱。

北京市有些胡同里成了自由市场，其中某些摊位，卖东西不收人民币，只收粮票。

下面是笔者在1984年亲眼目睹的——

在合法的露天市场内，有个浙江温州农村夫妇开设的摊位，摆满了厨房用具和小百货：五颜六色的塑料盆、塑料桶、菜篮子、水果筐，五花八门的杯碗瓢碟、铝锅、不锈钢锅、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