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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约见中央各新闻单位记者，就物价问题发表谈话。袁木首先反复强调指出：“总的看来，当前的经济形势是好的”。

记者们马上反问：“为什么在经济形势好的情况下，近几个月物价上涨又这么快？”

袁木解释说：“虽然国家供应的粮食并未涨价，但集市贸易粮价上涨较多。……在去年集市粮价上涨的带动下，同粮价有紧密比价关系的蔬菜和肉禽蛋价格不能不受到影响。……至于工业消费品涨价，主要是受原材料价格的影响。今年，国内原材料议价比重提高……”

这实际上就是承认：计划经济体制不适应改革开放的社会要求，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和自由市场体系并存、“官价”和“议价”双轨冲突而必然造成物价上涨。

我可以作出如下两方面的分析——

第一方面，所谓“国家供应的粮食等并未涨价”，指的是凭票证（粮票、油票、布票、其他各种购货券）按照城镇户籍制度凭户口簿计划供应的一部分基本必需品，在国家指定粮店、副食店中勉强维持多年“固定”的价格。但仅仅依靠这些计划供应的限量物资，是根本不能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要求的。因此大批大批的老百姓不得不纷纷到“农贸集市”也就是“自由市场”去以高价采购粮食、蔬菜和肉禽蛋等等。根据“供求关系”的市场价格原则，必然造成农产品物价大幅度上升，冲破多年“固定”的价格而高涨。

第二方面，多年停滞、落后的工业必须发展，而在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下，原料供应非常紧张；国家计划指令体系强制束缚在马车辕中的“官价”，和自由市场体系的控制不住的野马般的“议价”，相互竞争，必然造成紧缺的原材料和工业消费品大幅度涨价。

无法掩盖1985—1987年物价上涨

某些部门特别注意“物价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不仅在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而且在1987年10月编印了《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的宣传手册。值得注意的是，手册中刊有“价格改革成果图表”，到正式发行时把“成果”两个字盖没，贴上“有关”字样，把“成果图表”改成“有关图表”。

连编者也觉得“成果”的宣传缺乏说服力了。

这本宣传手册，对于1985—1987年物价上涨的情况，举出3个原因来解释，公布的数字为什么与老百姓的感受不符：

（一）公布的数字是全国所有城市和乡村的总平均数，而不是一个特定地区（如北京市、上海市、广州市等）的局部数字。

手册承认，按照国家统计局得到的真实数据：在1985年北京市的物价指数上升，而上海市的物价指数上升，“从我国目前情况看，城市物价上涨幅度高于农村。因此，在城市生活的人必然觉得物价上涨对他的影响不只是全国平均的6　％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生活的人，感觉到的差距就会更大一些”。物价局的文章对比了世界各国的情况说：“许多西方国家在计算全国物价总指数时，只选择一些大城市，……就这一点说，我国的物价指数比西方国家还要更全面一些。”（引自《物价指数是否反映实际，为什么与人们的感受不一致？》，载《物价改革与人民生活》第50…53页）

其实，各地物价差距，乃是普遍存在的事实。按照社会生活调查的基本原则，我国历来的物价统计和生活指数计算，一向是分别依据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城市各自的具体情况进行的。

（二）不是所有日用品物价都上涨。

农贸集市中的粮食、副食品、肉禽蛋、蔬菜涨价非常明显，但是国家计划中的凭城市家庭户口购货证和每月定量粮票在制定粮店供应的大米、面粉、粗粮以及植物油、白糖等，没有涨价或涨价较少，这些物资的平价定量供应，抵消了一般日常食品、日用品的涨价。文章说：“近年来实际生活中确实是涨价的多，降价的少，也给人们造成一种什么东西都涨价的感觉，因而对物价指数产生了一些疑问。”（同上书第54…55页）

（三）群众不经常购买的一些耐用品没有涨价。

如手表、收音机、某些药品、电视机、电冰箱等物资没有涨价或涨价很少、甚至降价。

“物价指数反映的价格变动的商品范围，一般要大于群众实际经常购买的商品范围。例如，近年来我国几次降低了药品、半导体收音机、机械手表等商品价格，这些商品虽然也要统计到物价指数中去，但群众不是经常购买，因而对这些商品降价就感受不深。”（同上书第55…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