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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十部作品可能都不如这一部作品。”“衣食足面后知荣辱。总得保证作家有一种体面的生活，人家才能从事高级精神活动。人在猴子的阶段，能想到别的什么呢？”　华艺出版社1992年出版的《王朔文集》是我国按版税支付稿酬的第一例，当时发行2万套，版税10　％　；刘震云的新作，创作长达8年的《故乡面和花朵》，初印4万册。按10　％　的版税，稿酬相当可观，折合到8年平均每月收益近5000元。也就不错了。

1993年以后，情况有所好转；特别是在1997年以后，全国各出版社陆续实行版税制。每出版一部书都要签定“版税合同”，一般书籍的版税大致在6—10　％　之间，也有少数高到　12—15　％　的。一部书通常刊印1万册以上，书价每本（8—10印张或256—320页）通常为15—25元，这样作者每一部书的收入通常为2—3万元。如果是发行几十万册的畅销书，那么作者可以得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版税。

版税制的利弊得失

我国出版界是否应当全部由稿酬制改为版税制？也有不同看法。

出版家王仿子先生撰文谈了不同的意见：“版税制不能贯彻多劳多得的原则，而且毫不理会著作物本身的价值和它在社会上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只要是大印数，能给出版社创收，就给予重酬。但是，图书的销售量，并非都与著作人的创造的价值成正比发展，一些学术质量极高的著作偏偏是低印数；版税制的不合理，还在于它对低级消闲读物发挥诱发作用，对学术著作产生抑制作用。一旦实施，一大批学术著作和诗歌、剧本等的稿酬大幅度下降，将在出版界出现一种知识贬值现象。”

三种稿酬方式（2）

9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大潮向各个领域的冲击，原有的利益格局动摇了，原有的财政分配体系也遇到了严峻的挑战。过去专门出版科学著作的出版社纷纷面临亏损的困境，以刊登学术论文为已任的学术刊物大多都在生死存亡的边缘挣扎。有的干脆让作者自筹经费印书，自己掏钱买版面登论文。丁东指出：这样下去，这些科学工作者就不是挣多少钱的问题，而是倒贴多少钱的问题了。有不少学者为了评职称，而把多年积蓄的血汗钱贴进去出书。对于这些学术专著无法面向广大市场的学者来说，版税制的确行不通。但这并不等于社会不需要他们的著作。李四光的地质学著作印量很小，本身出版是赔钱的；但其中的科学思想指导了中国石油工业的翻身、发展，其价值又何止多少亿元！即便是像哲学、历史、文学之类的著作，对于人们价值观的深层影响，价值也难以用金钱计算。如果中国今在仍然禁锢在教条主义的思想氛围里，那么十几亿人十年来生活水平的提高便无从谈起！如果一个泱泱十几亿人口的大国，基础科学停滞了，研究基础理论的刊物倒闭了，学者们也成了乞丐，那才是民族莫大的悲哀！（原载《山西文化》1993年第2期）

必须提高稿酬标准

90年代中，我国作家对于稿酬的反应不尽相同。不满的如徐小斌，她认为中国的稿酬之低为世界之最！但因为一些具体原因，短期内稿酬大改观也不太可能。而余华对此则平静得多，他认为写小说时不能考虑挣钱。为挣钱写书是写不好的，倒是写了好书还能挣点钱。比如他的《活着》1993年由南海出版公司再版，短短几个月销出6万册；9月份出版《许三观卖血记》，第一次印刷3万册已售完。而《活着》自1994年出版了法文版后，至今每年都收到法国的版税。此外，《活着》还多次获奖，奖金亦可观。可见出了一本好书，够作家吃上几年了。他说一般文学杂志都经费紧张，特别是一些发行量小的，很难支付高稿费，他能理解，也不指望。他相对重视出版，认为最重要的一是书要好，二是销路高。

1996年7月，中国作家协会等单位在北京召开了一个“文学作品稿酬标准座谈会”，会议认为：现行的（1990年制订）每千字10—30元的稿酬标准早已不能适应当前实际情况，且在很大程度上名存实亡。实际支付的稿酬一般为每千字30—50元。

我算过一笔帐：从1957年到1996年，40年间书价上涨了15倍，而名义稿酬只增加两倍。稿酬的微弱增加甚至远远赶不上书价的涨幅。

1957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3—6元，至多10元；

1982　年 书价 每印张　元 稿酬 每千字 6—1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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