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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在土耳其的名声不好，因此，传下来有关他的说法，都有点漫画化，说他糊涂颟顸，不理国事，胡乱杀人，其实，这家伙固然保守顽固，但并不缺乏政治手腕，否则，在那个动荡的岁月，不会总是他杀人逐人，而不是人家对他下手。扶他上台的开明首相米德哈特帕夏，居然被他反噬，丢了性命，可见此公身手不凡。

从来都是这样，不愿意变革的有权人，不见得不聪明，只是在认识上有误区，这种误区，具有全球的通用性——觉得变革会导致自己家族的地位不保，家天下的局面，家与国并不一致，国兴如果家亡了怎么办？这一点，中国当初碰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是保中国呢，还是保大清？兴许中国保住了，大清就没了。

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不想变，对变革高度敏感，担心所有可能引起变革的思想和信息，有那么点意思非封既堵，下面的人，自然跟着他神经过敏。有一次，土耳其海关官员，惊慌失措地扣押了一批进口的发电机，他们发现，这些古怪机器的说明书上，说这东西每分钟能“革命”好几百次，这还了得！最后才弄明白，原来海关官员是把旋转revolve，看成了革命revolution，自己家白日见了鬼。这些官员的英语，看来是没学好，上面有这样一个苏丹，也没法学得好。此事刚刚平息，一些官员又有了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新发现，他们不幸发现了在土耳其外国学校的化学课本，觉得课本里的化学符号，很可能是某种密码。这样的官员，实际上都是为苏丹负责的忠勇之士，因为负责而且忠勇，所以才疑神疑鬼。

其实，当年的土耳其的苏丹，跟同时代大清的皇帝太后比起来，至少在某些方面，算是要开明的了，枪炮买进，工厂照开，西洋来的享受，全部笑纳，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的御照，居然一身洋装，而且跨着西洋指挥刀，同样的装束，“我大清”的皇帝，直到江山丢了，小皇帝被日本人弄到东北做满洲国的皇帝时，才会有。这种断发易服的变革，土耳其的皇帝不怕，但中国皇帝怕，土耳其皇帝怕的，当时中国皇帝倒不那么敏感，清廷新政时期，立宪的鼓吹公开化，革命的思想也到处流行，朝廷也禁，但禁的马马虎虎，网漏吞舟，连自己的“国军”将士，都可以在军营里大模大样地阅读关碍文字，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洛阳纸贵，私下里到处都在卖。只有轮到国民党当家的时候，在那些新闻检查官那里，才可能发现苏丹式的神经过敏，犯病的时候，看什么东西都觉得有碍国家安全，于是让报纸一次又一次地开天窗。

跟土耳其宝贝的阿布杜拉？哈米德二世犯神经的同时，中国犯类似毛病的，不是皇帝和太后，而是某些地方的老百姓。他们看见外国工程师在装电线（电报线），就疑神疑鬼，觉得这电线说不定会把小孩子的魂弄走，看见照相机更是觉得照一次相，就被摄一次魂，因此那个时候拉一个乡下人去照像馆，就像进刑场似的。教堂做弥撒时用的红酒，老乡觉得是人血，吹的洋号，被当成挖眼睛用的铜管。如果闯进洋人开的医院，发现用来教学的蜡人，就更了不得了，一定会被当成杀人后制成的人腊。总之是民间有关洋人的流言满天飞，洋人就是妖魔鬼怪，实实在在大吃活人的妖魔鬼怪。

一个怕外人的思想，一个怕外人的行为，本质上，其实差不多，怕，都是因为心里有障碍，担心既有的秩序被破坏，而未来的局面又不可知，怕的就是未知，未知才不敢变，拒绝变，越是拒绝，心里越脆弱，怕到极致，才神经过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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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疮疤揭不得（1）

现在上了年纪的中国人，都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运动是什么？运动就是严酷的*，你死我活，是至上而下营造的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怖，这种恐怖，几乎没有人可以抵挡，所有的人都像是被困在陷阱里的困兽，唯一的本能就是自保，在极度恐惧中的自保，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都可能发生。在运动中，人人都不太正常，被整者如此，整人的人也如此，从前称兄道弟者，可以反目相向，过去笑容可掬者，转眼冷若冰霜。任何人都不能信任，任何人，哪怕你的至亲好友，都可能通过告发你，挣得一点自保的本钱。夫妻，父子互相出卖都不新鲜，更何况朋友！苏联肃反，有专政机关，有秘密警察，中国的运动，基本上用不着这些专门机构，警察出面，往往是在运动收尾的时候，真正的秘密警察，也许就睡在你的身边，他们不拿工资，没有经过训练，甚至没有接受，人人自觉地卖出自己的亲人朋友，还往往以为是为了一个崇高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