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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府对地震灾害的基本不作为相比，地震受最高统治者的关注度却相当之高，按道理，只要在统治区域之内，哪怕一点小地震，都是要被记录下来的。这种事，由皇家的天文兼历史记录的部门来管，具体地说是有太史管。张衡发明地动仪，不是为了预报地震（这是不可能的），而是为了更好的记录地震，因为他老兄，就是官拜太史令的。

显然，在古代，地震和日食，彗星出现乃至月蚀一样，都属于一种象征性的灾异，属于上天对地上统治者的一种警告。当然，地震可以造成某种具体的伤害，而日食和彗星则没有，但它们的出现，基于自身文化的某种因素，引起某种恐惧的联想，则是一样的。正因为如此，地震才如此地被高度关注，关注之后，却又基本无作为。天人感应的学说，是董仲舒老先生总结出来的，但在他之前，统治者也大体是这样认为的，史书上记载，每逢日食，天子都要换上一身素，戒斋若干日。只要接受君权神授的学说，就得随时忍受时不时上天垂儆这种难受。

说不作为，当然也不尽然，皇帝和大臣们自我检讨肯定是会有的，如果地震足够强烈，臣子的奏章一定会如雪片似的飞上来，皇帝肯定装模作样地下诏书，检讨一下近来的过失，如果赶巧刚做过某个亏心事，那么就会赶着纠正。有的有心计的皇帝，也许还会借机整顿一下吏治，把某些令人讨厌，但又没有什么办法赶走的大臣赶走，或者趁机改变某些政策。不是对所谓救灾不力的官员下手，也不用追究制造豆腐渣工程的责任者，整顿，找的都是所谓据说作为令上天不愉快的官员的茬。一个象征性的灾异，对于聪明的统治者，就是一个革故鼎新的机会。自然，通过这些检讨和反思，受灾和没受灾的老百姓，也能得到一点心理上的安慰——毕竟，人家贵为天子，都自我批评了。

什么时候都一样，政府有自我批评，比没自我批评要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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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态度

古代中国，地震和日食一样，都属于标准的上天垂儆性的灾异。按董仲舒的说法，天人感应，地上的人做了点什么，上天会有感觉，做好事，则风调雨顺，做坏事，则降下灾异。首先要负责的人，是皇帝。因为皇帝虽为天之子，但其实不过人之头，作好作歹，老天第一个要跟他算账。不过，有的时候，事情并不严格地按照董老夫子的规矩来，地上的人做了坏事，上天未必会降灾，反过来，有时感觉做的不错，灾害却不请自来。

康熙是历史界公认的不错的皇帝，但在他的时代，北京附近却发生过一场烈度非常大的地震。据《清史稿》记载，康熙十八年（1679）七月初九，京师地震。惊天动地，“声响如奔车，如急雷，昼晦如夜，房舍倾倒，压毙男妇无算。地裂，涌黑水甚臭。”地震波及通州、三河、平谷、香河、武清、永清、宝坻、固安，当然包括今天的天津。还引起了海啸，通州宝坻等地，遭海水倒灌，被灾尤重。据台湾高阳先生考证，地震的确切时间应该是康熙十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清史稿》记载有误。不过不管怎样，此次大地震，的确是唐山大地震之前，京津唐地区最大的一次地震。大震发生过后，据时人记载，又连续发生四十次余震，没死的人，都露宿屋外，皇帝也不例外，不得不委屈住了帐篷里。

然而，让人感到多少有点不对头的是，地震发生之际，恰好康熙刚刚平定了三藩之乱，同时开“博学鸿词”科，收揽明朝遗臣，于文治武功，都有所建树，属于史家于情于理都该歌功颂德之时。很明显，老天爷这回冤枉了他老人家的“儿子”，弄错了。

当然，今天的人们都知道，天灾未必会在人惹祸的时候恰好降下来，就像民间传说不孝子都会遭雷劈一样，其实被雷劈死的人，未必都干过坏事，只要大雷雨天，在大树下躲雨，就差不多该到寿了。不过，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人敢怀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尤其皇帝不敢，也不想，因为一怀疑，自家“奉天承运”也会跟着出问题。

因此，无论老天是否弄错了，没人会跟天计较，如果是在汉朝，也许还会有人怀疑，此时是大兴程朱理学的大清，估计大家连想都不敢想，人人都在自家身上找原因，皇帝也是如此。

于是，皇帝的罪己诏出来了，在虚虚花花的自我检讨之余，居然开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