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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总觉得，《玉历》设计的官僚系统，是一种鬼界的计划经济管理模式，很有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味道，对人的活动，从一枝一节开始盯起，吃喝拉撒，说话思想，乃至做梦起意，统统管起来，行善记一个红点，为恶记一个黑点，最后秋后算账，一点也赖不掉，不冤枉一个好人，不放过一个坏人。如此庞大繁复的管理任务，还要保证不出错，没有营私舞弊的，说实在的，真难。不知道地狱里的鬼官儿们是靠什么思想武装起来的，能一直维持如此的高效率和低差错率。抑或阎王殿里的刑罚过于严苛，把鬼官们吓得只能老老实实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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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送礼：商机与仕运的协奏

春节是中国人的大日子。这些年欧风大炽，时髦的人们喜欢过洋节，中国传统的节日，都给忘得差不多了，但是，不过年的中国人，还不多见。大日子的春节，不是过一天，过去，一过就是半个月，正月里从初一到十五，都是过年。有地方兴致高的，整个正月都算是过年，吃喝玩乐整30天。正月初一过去叫元旦，一大早皇帝大宴群臣，然后放假一月，让官员们好好歇着。皇帝赐宴，大抵什么也吃不到嘴里，无论官阶大小，都得回家过嘴瘾去。但是，官员们这一个月的吃喝玩乐，基本上取决于送礼。

大宗的送礼是元旦之前就要办完的事情，下属给上司送，地方官给京官送，同僚互送，同年，同乡互相送。有实权的大官小官，自然满盆满罐，但剩下的穷京官，也得捞点余沥，所谓冰敬、炭敬，过年的时候，来的就是炭敬。翰林和中书，没有事可管，官阶又不高，但是过年之前，他们的同乡、同年（同年考上进士的人）中在地方任事者，大抵忘不了送点钱礼，否则，这些穷京官是无论如何都过不了年的。明清时节，北京消费习惯是一年赊账，年终结算，没有这笔炭敬，别说过年的吃喝，连账都躲不过去。初一之后，人们要走亲访友，当然也断不了要送礼，不过这种时候的送礼，大抵收支相抵。因此，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大抵要忙活两个月，年前一个月忙着送，年后一个月忙着吃和送。

大日子是中国人花钱的日子，因此，别人都可以歇着，唯独商家歇不得。铺子里的伙计，大抵只能在年三十夜里歇一下，大伙一起吃顿年夜饭，头顿饺子还不能煮好，非得把所有的饺子煮得开了包，俗称“挣了”才行，图个口彩。年前人们忙送礼，商家忙出货，聪明的商家，都会在这个时候打主意。不过，古代的人，没有今天的人那么精明，预备礼品，也无非是合理搭配，看上去顺眼，过去有种点心匣子，里面各种点心都有点，年节老百姓拎着到处送，有时候，一个匣子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官员送礼，不会这样寒酸，即使送物品，也大抵为稀罕玩意，比如鹿脯、飞龙什么的，一般都是直接送银子，清代已经有钱庄了，一张银票就够了。过年是大日子，送礼皇帝不禁，平日专门找人茬儿的御史，此时也不好说什么，因此，借这个日子巴结上司，是大好的机会。反过来，这个时候，也是上司大捞一票的好时机。元朝的蒙古上司，喜欢讨礼，明清的汉人官儿，不好明讨，改成骂，小骂则皮袍来，大骂则古玩来。对于相当多在乎仕运的官员来说，其实不用骂，礼都会奉上，最大的问题是送什么，送什么才能讨上司的欢心。直接送钱当然好，但数目太大，则有贿赂之嫌，送别的，就得看上司的喜好了，万一人家讨厌的偏送上去了，不仅花钱费力没讨好，弄不好把现在的官也给丢了。

现在的中国人，无论对传统态度如何，都还是中国人，过年给上司或者上级机关送礼，勉强也可以算做民俗的一种。所以，每逢过年，上级机关所在的城市，交通都比较拥挤，下面的机关单位，像一起约好了似的，都来汇报工作了，主要是为了工作，顺便送点年货。其实，如果这些礼品仅仅限于各地的土特产，倒也无伤大雅，可是，送礼本身，是要与时俱进的，进着进着，就变了味道，从针对整个上级机关的土特产品，变成了针对领导个人的特别孝敬。因此，有些深谙其中三昧的上级领导，每每在年前紧急下令，不许下级机关前来汇报工作，人来不了，自然礼也就上不来了。

不过，毕竟时代进步了，送礼的心，过去是下属官员自己操，现在都可以商业化运作，交给专门的公司去办。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有爱好，都可以打听出来，按图索骥，得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