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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有关政府在文革后发起上山下乡运动的动机的简短介绍显示出那是关乎一项复杂的企图一石多鸟的计划。多方面的观察令我们对大力宣扬的发展农村目标的重要性产生怀疑。为简单答复本章开头提出的问题，首先必须分清当时的动机和长远的动机。当该运动开始掀起的时候，毛认为最重要的是分散红卫兵组织，对那几百万在城里无所事事游来荡去的青年采取一些行动，他们之中有的已经成为街头打群架的英雄或者有组织的“造反派”。在那个时期，政治性的镇压与减轻城市负担两种目标都占主导地位。然而，毛选择了上山下乡运动政策来解决问题，而且紧紧抱住不放一直到他闭眼上西天，因为那政策能解除他的一些更长期的忧虑。如何降低实现工业化所付出的代价，这种忧虑自然是重要的，还有希望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加强边疆地区的防卫力量。但光提这些顾虑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运动，也不能解释毛为什么如此热衷于防止文革前的政策回朝。68年再次发起运动，不同的是，这次不再是动员部分知青，而是全体知青原则上都得下乡，同时强迫学生进大学前必须参加几年生产劳动，这些都只能在伟大舵手的宏愿中找到答案。伟大领袖要从根本上改造青年一代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对那些未来的精英，他们是要继承他本人从事的事业的。这个宏愿的背后，其实是年迈的统帅拒绝承认中国已进入后革命时期，也不能接受自己掌握的实权落入“修正主义”官僚派及大管家们的手中。就是为了顶住这种可能的演变，毛在生前就要把中国纳入共产主义的轨道，把革命黄金岁月延安时期的各种理想强加给国家和人民。这些理想集中表现在消灭社会分工，要求全民树立忘我的精神，就是说为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的大无畏的革命情操（“为人民服务”），还要向一切阻碍实现理想的势力（落后的经济，阶级敌人，特别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斗争。我们觉得文革中发起的下乡运动的意识形态动机应该是首要的，而我们称之为“加强魅力领袖威权”的政治动机也起了重要的作用。下面我们将会看到下乡运动如何成为“两条路线斗争”棋盘上的一枚举足轻重的棋子，在运动的瞬息变化中关系到毛的政治威望，以至他的追随者们的权力。

正像所有典型的毛泽东的大举动那样，1968年的上山下乡运动也是一个雄心勃勃，甚至是伟大无比的计划。问题在于现实能不能让这种雄心壮志实现。一位台湾学者在1972年曾经形容下乡运动是一场“理性而大胆的”实验＇　P。　C。　Chen；　？Overurbanization；　Rustication　of　Urban…Educated　Youths；　and　Politics　of　Rural　Transformation？；　parative　Politics；　IV（3）；　1972年4月，页386。＇。第二个形容词无疑很准确。至于第一个，在做了上述的分析之后，看来得改动了。不管怎么样，从现在起，可以列出我们的疑点了。首先，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政治思想目标在这场运动中占首屈一指的地位，然而，尽管也有一些经济及社会的目标，但是达到目标的办法不是合理的经济与人事资源的管理，而是社会各阶层的思想动员。这不免让人想起大跃进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我们已经谈过多重目标会引起互相之间的协调问题。至于下放多少人，从农村发展来看，最理想的人数也很难与精简城镇人口目标的需要相等，也不会与思想改造目标的要求一致。再者，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保卫边疆地区防范敌人入侵来说，知青是“再教育”的对象，处于这样的地位并不最有利于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矛盾在实际中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低调的开端

文化革命前的下乡运动本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然而，有必要了解个大概，为的是能够明白1968年发起运动。事实上，在那个期间，下乡运动大部分的主旋律已经草拟定下，而某些机构也已经成立，稍后才又开始运作。

在中国，遣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去始于1955年。我们至少可以给这一时间找出三位先行者：为首的是俄国民粹派的名为“到民间去”的那一场运动，仅仅在1874年夏季就有几千年青的大学生下乡，他们一边劳动一边鼓吹造反。中国运动与他们最重要的相似点在于，都是城市青年下到农民中去直接与他们联系。可是很难比较这两场运动。俄国民粹派不准备在乡下待很长时间＇　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