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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　《人民日报》1968年9月13日第一版。＇

声势浩大的动员

下乡动员工作的规模无可比拟，尤其是形式和调子都与文化革命前不同。首先是由于当时的特殊政治气氛，也是因为工宣队及军宣队队员主持这项工作。他们举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求学生将个人的命运托付给伟大导师＇　所以，在上海就有一个名为“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学习班，《文汇报》1968年5月26日，刊于SCMP；　4207；　页5…6。＇。那些负责人也利用对毛的个人崇拜来抵消父母的影响。那个时候，天天都在唱：“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根据毛1967年10月1日发出的指示，必须“斗私批修”＇　同上。＇。一切个人的抱负或愿望都是自私的、可鄙的、政治上是危险的。树立的模范人物（白求恩、雷锋　）都是绝对的无私者，为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　诺尔曼　白求恩：加拿大医生，共产主义战士，给当年的中国红军士兵治病，1939年在中国去世。雷锋：解放军士兵，死于一次意外，1960年代初被树立为大公无私无限忠于毛的楷模。＇。当时还鼓励写血书，有个人写的，也有集体写的，那些学生刺破手指，挤出鲜血来书写，向伟大领袖保证一定听他的话，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后来还给那些持抵制态度的父母办“学习班”。另外，还求助于文化革命中流行的“大批判”：大字报、批判会，报刊发表批判文章，等。为了打击“反面人物”，无所不为，粗言秽语，有时发展到身体暴力行为。用这样的办法，就可以维持一种令人恐惧的气氛。这时，宣传队开始舍弃个人报名的方法，而实行集体报名，以班排连为单位（学校已经按军队的编制重组过）。对付那些继续死顶的青年，则另有一套杀手锏：坚决明确地拒绝在城里给他们分配工作。工宣队和军宣队队员一般都敌视“知识分子”，所以对他们就有意收紧政策。结果，一些伤残的、有病在身的、未满16岁（规定的最低年龄）的，都不得不下了乡。出身不好的青年毫无招架能力，所以通常是出身好的最能顶。同样，相悖的是，获得分配在城里工作的，很多是被军代表看好的“保皇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可他们在动员其他人下乡时的表现却积极得很＇　A。　Chan；　S。　Rosen；　J。　Unger，前引，页444…445；J。　J。　Michel/Huang　He；　Avoir　20　ans　en　Chine　à　la　campagne；　页34。＇。有些人可能会被分配在城里，那就会引致红卫兵小头头们的一番激烈争斗，要进入有权决定安置知青的工作小组。为了能被工宣队和军宣队属下的机构接纳，暴力、贿赂，无所不用其极＇　《文汇报》1968年5月25日，刊于SCMP；　4207，页11。＇。表面上装出自愿奔赴“最艰苦的地方”（必须这么说才能表忠心），其实是小心行事，千万别让自己的名字登上那下乡名单。这些积极分子满嘴高调给别人指路，自己却不去走，他们的这种行为令当局很担忧＇　这些“逃兵”是被《红卫兵报》（1968年7月17及31日）揭发出来的。见刘小萌，前引，页152…153。＇。

进入秋天后，上山下乡的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总是走在最前面的东北三省，从9月开始就成批地遣送学生。沈阳有17。6万名老三届毕业生，在短短10天内14。4万人被送下了乡＇　《辽宁劳动大事记（1840…1989）》，页246…247。＇。不过，在学校里还留下不少老三届。所以，毛在12月21日晚发出那条有名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　见本书，页38。这条指示又称“一二·二二”指示，12月22日是刊登上报纸的日子，其实21日晚上已经通过广播电台向外宣读了该指示，即刻掀起总动员。＇，全民又再一次上街兴高采烈地庆祝。这条指示更强硬更明确，从此之后宣传工具不断地重复又重复。下乡浪潮演变成了真正的狂澜，不仅是知青，连其他阶层的人也都受到了冲击。黑龙江省又一次扮演了先驱者的角色，在1968年5月7日成立了第一所“五七干校”。10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