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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十分尖锐的方式提出了，负责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上面谈到的《中国青年报》的那篇文章最后以这几句话结束的：“千百万知识青年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　《中国青年报》1978年11月23日第一版。＇。

1978年底至1979年初出现了一场大规模的抵制运动以及众多的诉求活动，这大概证明会议的结果是没有满足知青的希望。实际上，早在这次会议之前，知青就已经利用政治气氛的转变及当局的犹豫不决大举返城。与1977年相比，1978年“困退”及“病退”回城的增加了两倍＇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1。＇。同年春天，公安部发出的一个通知更方便了户口转换。天津政府在简化行政手续上走得更远，所以从1978年上半年开始回城知青激增。这种形势的演变除了用标准放松来解释之外，还应看到行贿受贿现象的普遍化，其中以行贿收买医生为最。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郊的一个区；182名天津知青经过体检，结果178名有病，得到准许返城。天津的例子当然鼓动起其它城市的青年，像上海知青，去争取得到同样的待遇。那个时期，国营农场的知青像其他的一样，可以申请办理这类返城手续。有些地方，像内蒙，当地政府本来就很想甩掉知青这一包袱，所以执行政策时特别宽松。这头一股返城风也影响了已经在当地获得固定工资工作的知青，他们纷纷提出退职，要求恢复知青身份，从而可以申请“病退”或“困退”返回自己的城市。而已婚知青则感到自己是让人骗了，在1978年春也出来请愿要求返城资格。在辽宁省闹事闹得特别凶，因为当年这个极左省份曾经从意识形态的动机出发，竭力煽惑知青在农村结婚＇　见本书，页134…136。全国共有85万名已婚知青，10万名以上在辽宁；见刘小萌，前引，页728。＇。进行抗议的知青在省内还成立了“已婚知青联络处”。

当局在掌握批准“病退”及“困退”的标准上表现宽松，除此之外，还招募了30万名知青入伍，显示了他们的仁慈，因为1977年才招了5万5千名＇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1。＇。批准大量知青返城结果就得重新检讨子女顶替退休父母工作的政策。在1966年以前和1974年之后，只有当退休会给有关家庭造成“特困”的情况下，以子女顶替才有可能；新的退休办法＇　这是一份国务院在1978年6月2日发布的文件，名为“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见《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页442。＇在1978年夏开始实施，1979年1月普遍实行，子女顶替就成了流行的回城途径＇　根据中央的决定，在4种特殊的行业里（矿山井下、地质勘探、森林采伐和盐业），这种做法从1973年起就普遍了；见《劳动人事年鉴，1949。10……1987》，页198。＇。唯一的要求是顶替者必须在16至30岁之间，而且没有一份在国营企业的固定工作。大部分知青都符合这两个条件，他们的还未退休的父母都非常愿意把子女之一调离农村，给他（她）一个铁饭碗＇　这个俗语是指有绝对保障的受薪工作职位。＇。这就是1978年回城应招的知青几乎增加了一倍的原因。然而，并不是所有的父母都合乎立即退休的条件，而且很多都有一个以上的孩子要安排＇　这项措施令兄弟姐妹之间争风吃醋，使父母与子女之间产生矛盾；见《婚姻案件100例》，页60。＇。另外，新的办法是“暂行”的，于是流言四起，传闻该办法在全国铺开后就会废止＇　见《解放日报》1979年3月1日第一版。关于顶替问题，主要见D。　Davis…Friedmann；　Long　Lives…Chinese　Elderly　and　the　munist　Revolution；　页27以及　M。　Bonnin；　？Urban　Employment　in　Post…Maoist　China？；　Transforming　China　s　Economy；　vol。1；　页201…202。＇。顶替政策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根本不能缓和650万到1978年底还滞留在农村的知青的焦躁情绪。

不可忽视知青中的另一部分，他们的前途也是个尖锐的问题，会议结果令他们大失所望。抗议者大军的主要部分可分三大类：国营农场的知青，与农民结了婚的知青＇　已婚知青（特别是女知青）的另一方若在城里已经有一份领取工资的工作，那么他（或她）的工作单位通常会招聘仍在农村的那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