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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况且苏联政府认为在1945年8月14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人同意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事宜趁热打铁。周恩来心想，此行前去苏联协助毛泽东，宜早不宜迟。

然而，新中国刚刚建立才三个月，党、政、军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出国，此事非同小可。

为让国内明白这件事的必要性，毛泽东次日上午再电中共中央，托周恩来等人向有关方面解释：

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

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上述安排，周恩来一一做到了。

1月9日深夜即1月10日凌晨，周恩来亲率中国政府代表团乘火车离开北京前往莫斯科。周恩来带去的人中，有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中共旅大市委书记欧阳钦，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副部长吕东、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等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周恩来在领导共和国经济和贸易工作上的得力助手。

经过10天的艰苦行程，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下午5时抵达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这是周恩来第一次以新中国总理的身份出访。亮相的地点，是同样以“红色政权”立国的苏联首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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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冲樽俎（3）

下火车时，他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外交部长维辛斯基、驻华大使罗申等人。

中国东北的寒冷，周恩来早在少年时期就领教过，而莫斯科的严寒，则更胜一筹。面对车站站台上刺骨的寒风，1997年冬天，为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笔者参加制作大型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曾专程到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拍摄外景，亲身感受到了车站站台上的严寒。周恩来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

我这次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来到莫斯科，参加巩固中苏两大国邦交的会商。……中苏两大国家进一步的友谊与团结，对于世界和远东的和平进步事业毫无疑义将有重大的意义……

周恩来到达莫斯科后，毛泽东的受冷落感和担心，顿时消失了许多。用驻苏大使王稼祥的夫人朱仲丽的话来说：“周总理来后，即去毛主席住所研究中苏会谈问题。毛主席的住所热闹起来。”

周恩来的到来，使中苏两国的接触又呈现出活跃的气氛。有周恩来在，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很轻松。周恩来也迅速进入他极为擅长的谈判角色。

对周恩来的外交才能和谈判特长，毛泽东是最为了解的。毛泽东曾多次赞许过：“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

周恩来不愧为谈判能手，谈判一开始，他便掌握了谈判桌上的主动权。当时的随团翻译师哲后来回忆道：

开始，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我方看。周总理看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没有全包括进去，要修改。”当即把王稼祥、陈伯达叫来商量，同时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说，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

苏方同意由周恩来起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周恩来不负众望，经过两天的会谈，他便拿出了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草案。在条约的名称上，周恩来颇费心思，最后他增加了“互助”两字。这是周恩来在外交场面上的独特发挥。有无“互助”两字，含义是不一样的。“互助”，表明两国的关系是互惠互利的，是平等的。既是同盟，又互有独立性；既标明了新的历史意义，又与旧条约区别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