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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得出来写不出来？！”

在毛泽东的直接迫问下，周恩来只好答复：“我写不出来。”

毛泽东继续往下说：“老柯这篇文章把我们都比下去了。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以扬柯庆施来贬周恩来，其中的意思，敏感的周恩来已经察觉。

与毛泽东相呼应，康生、柯庆施等人在会上也大批周恩来等人的反冒进。

参加会议的薄一波后来这样回忆：

这次会议，毛主席对总理批评得很厉害。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会上，康生是得彩的，柯庆施、李井泉是很积极了，对总理的批评其态度很是使人难堪的。

会议整整开了十几天，大会小会，非常紧张。

既然是“方针性错误”，是与右派“只剩了50米”的错误，周恩来只得当面向毛泽东和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们作检讨。为准备检讨，周恩来从到达南宁的那天起，几乎天天约请参加会议的有关人员谈话。

薄一波看出来，周恩来的思想并没有真正转过弯来，但组织原则驱使他不得不作检讨。薄一波后来回忆：

周总理不得不在这次会议上自我检讨，我说这个检讨呢，叫做不得不检讨，应该打上括号。

1月19日晚上，心情沉重的周恩来在会议上开始作检讨性的发言。

在他的检讨中，总的精神是不得不认错，把毛泽东所说的反冒进这个“带方针性的动摇和错误”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

周恩来认为：这个“错误”的产生，是由于没有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变革后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看不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

一些主张反冒进的同志从周恩来的许多话中，听出了违心的成分。周恩来说：

反冒进的结果损害了三个东西：促进委员会、四十条、多快好省，使1957年的工农业生产受到了一些影响，基本建设也减少了一些项目。

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

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他们理解，在会议的紧张气氛下，周恩来除了这样做以外，还能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呢。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主动承担责任，是他的一贯作风。

在南宁会议上，周恩来能不能进一步抗争呢？应该说，抗争是有可能的，但却不是最好的办法。因为在方针性的问题上，公开暴露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甚至在毛泽东思路明朗化的情况下，与毛泽东顶着干，效果肯定会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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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进”年代（4）

周恩来也不是不清楚，如果迁就毛泽东的思路，必然会助长南宁会议的反“反冒进”之风，以至促进党内急躁冒进思想的进一步膨胀。但是，由于党处在特殊的环境中，组织生活又不健全，他只能如此。

1月23日，周恩来返回北京。但换了个环境却并没有减少他心中的郁闷。

南宁会议以后，党内反冒进的呼声被压了下去，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地搞建设的思路被搁置起来，取而代之的，是全局性的“左”倾思路，是“大跃进”的建设方针。

当然，在艰难的处境中，周恩来也不是任凭事态的发展而无事可做。

在审改李先念将于2月初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的《关于1957年国家决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草案的报告（草稿）》时，周恩来在原稿“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句中的“15年”之后，增写了“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9个字；还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8个字。一增一删，表明了周恩来建设思路中固有的实事求是精神。

南宁会议后，为掀起“大跃进”的高潮，毛泽东并没有放松对反冒进的批评。

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反冒进又一次成为会议的主题。按毛泽东的说法，谁要是再反冒进，谁就会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