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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之马脱缰，是由红卫兵运动开始的。

就在通过《五一六通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闭幕的头一天——5月25日，在康生及其妻子曹轶欧的授意、策划下，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题为《宋硕、陆平、彭■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矛头指向北京大学党委和北京市委，公开攻击他们搞修正主义。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周恩来内心是不赞成的，因为北京大学有几十个国家的留学生，大字报违反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把矛盾公诸于众。

得知消息的周恩来连夜派华北局、国务院外办和高教部的负责人到北京大学，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做法，指出他们搞乱了中央的部署，违反了中央规定的原则，并重申中央关于要严格遵守内外有别原则的指示。

康生则心怀鬼胎，暗里藏刀。他在得知周恩来的批评后，立即让曹轶欧要来大字报的底稿，密报给在杭州的毛泽东。看到大字报的毛泽东，他的反应却与周恩来等人大相径庭，他对康生等人的做法采取了支持的态度。认为这张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的北京人民公社宣言”，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6月1日，毛泽东指示康生和陈伯达：“此文可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当晚8时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北京大学这张所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

周恩来一下子懵了。陈毅等人也懵了。当天晚上，陈毅问他：“这么大的举动为什么事先不给个通知？”

周恩来只能回答：“我也是在临近广播前才接到康生的电话，通知今晚由中央台向全国播出。”

毛泽东在外地遥控，在京的刘少奇和周恩来等人已经无法驾驭和适应政治大局。

6月3日，刘少奇召集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开扩大会议，会议的基调，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一些做法作出限定：内外有别，注意保密，大字报不要上街，不要搞示威游行，不要串联，不要搞大规模声讨会，不要包围“黑帮”住宅，不准打人和侮辱人……

为保证“文化大革命”有秩序地进行，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和刘少奇等人都同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提出的派工作组到大中学校协助领导“文化大革命”的意见。然而，派工作组一事，很快被毛泽东批评为“捣了很多乱”，“起坏作用，阻碍运动”。工作组随即被取消。

对“文化大革命”的搞法，除了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显然摸不清毛泽东的门道。

就在北京大学的大字报贴出去后没几天，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便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符合《五·一六通知》精神的夺权、造反之风，也从这里蔓延开来。

毛泽东对大中学校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由学校着眼，利用青年学生来掀起“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在这一点上，毛泽东与林彪、江青等人有着共同点。

所谓“革命”（4）

继北京大学的大字报以后，6月24日和7月4日出自清华大学附中的另外两张大字报再次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这两张大字报名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再论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造反，是大字报的主题！

7月28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将这两张大字报报送江青审阅，并请江青转送毛泽东，请求批示。这一动作正合江青的意。她立即转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接到这两张大字报后却很高兴，他从红卫兵小将身上看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希望。他很快回了一封信，对红卫兵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支持。信中说：

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同时我对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大字报和由彭小蒙同志于7月25日在北京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代表她们红旗战斗小组所作的很好的革命演说，表示热烈的支持。

在这里，我要说，我和我的革命战友，都是采取同样态度的。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

毛泽东的信写好后，为慎重起见，他批给“各同志”——包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陶铸和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陈伯达，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