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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的强烈不满。

7月20日，“百万雄师”红卫兵坐着十几辆卡车，冲进谢富治、王力住的东湖宾馆大院，要找谢富治、王力辩论。他们对王力在讲话中明显支持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极为不满，要他们重新表态。群众冲进楼房后，拥挤着把谢富治与王力分开，谢富治被挤到一个房间，混乱之中，他们抓走了王力。

王力被抓，惊动了“中央文革小组”，他们在北京紧急开会，研究武汉发生的事情，并把围攻谢富治、抓走王力视为对中央文革的攻击，是明目张胆地反对中央文革。反对中央文革就是反革命。“百万雄师”被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组织，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被当做黑后台。中央文革把矛头指向武汉军区。

武汉的局势由此更加混乱，两派斗争更加尖锐。武汉三镇的工人、农民、学生和一部分解放军官兵，分乘数百辆卡车，涌上街头，举行大规模示威。局势已经失控。

毛泽东在武汉的安全受到了严重威胁，游泳计划也被迫取消。为此，中央决定已经回京的周恩来再次赶到武汉，把毛泽东接出来。

7月20日下午，周恩来飞抵武汉。他一方面迅速安排毛泽东离开武汉，另一方面找武汉军区做工作，苦心说服“百万雄师”把王力放出来，不要把问题进一步复杂化。这两项工作圆满完成后，周恩来于7月22日带着谢富治和王力回到了北京。

没有想到，在中央文革的策划下，王力回京后便成了所谓的“英雄”。“七二○”事件被林彪和中央文革定性为“反革命暴乱”，陈再道、钟汉华被认定为“主谋”。林彪和中央文革趁机进行阴谋诬陷，打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旗号，鼓动红卫兵和“造反派”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并把矛头对准老帅们及军队的高层领导，企图搞乱军队。

而王力、关锋、戚本禹则成了他们“揪军内一小撮”活动的“急先锋”。在他们的煽动下，全国许多地方发生了冲击军事机关的严重事件。

8月7日，就在外交部造反派批斗陈毅的当天，王力跑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发表臭名昭著的“八七讲话”，煽动夺权。

在王力“八七讲话”的煽动下，8月16日，外国语学院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理直气壮”地夺了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强行封闭了所有副部长的办公室。

随后，这帮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又制造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等一系列严重的涉外事件。国家的形象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国家的权威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玩火者必自焚！周恩来坚信这一点。在对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极为愤恨的同时，周恩来感觉到，挫一挫中央文革锐气的时机已经成熟。

8月23日凌晨，在英国驻华代办处的大火被扑灭以后，周恩来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火烧外国驻华机构和夺外交部大权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周恩来当场掷地有声地表示了几条意见：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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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中求治（10）

三、封副部长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在已不能控制局势，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

周恩来还强调：

外交大权是毛主席、党中央授权国务院来管，如果你们说国务院没有这个权力，你们要直接行使这个权力，我今天就去报告毛主席。我在你们心里没有威信。中央文革与我之间，你们没有任何空子可钻。

“七二○”以后这个浪潮不正常，对形势的根本估计都不对。什么“全国处在反革命复辟的前夕”、“武装夺取政权”，完全不对……

周恩来心中十分清楚，造反派有恃无恐，根子还在中央文革，导火线还在王力的“八七讲话”。必须打掉王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