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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4）

在国务院宿舍楼“避过难”的除了余秋里、谷牧外，据不完全统计，先后还有纺织部副部长钱之光、水电部副部长钱正英、石油部副部长康世恩、四机部部长王诤、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文化部部长萧望东、农垦部部长王震、冶金部部长吕东、铁道部部长吕正操、商业部部长姚依林、八机部部长陈正人……还有廖承志、方毅、刘宁一、周荣鑫、段君毅、刘澜波、邱创成、江一真、王磊、孙正、钱信忠、周子健、林乎加、萧鹏、刘建章、王子纲、徐今强、李人俊、江学斌、饶兴、刘秉彦等等。

根据个人的不同情况，这些部委级干部们在“工字楼”里少则住几天，一般住二三个星期，还有的住一两年或更长时间。在他们白天不得不出去挨斗时，周恩来怕他们出危险，有时自己亲往陪斗，许多时候则派秘书或联络员跟随。

还有的战友如薄一波、乌兰夫等人，他们是林彪、江青一伙重点打倒的对象，在北京是很难躲避厄运的。苦不堪言的周恩来只能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到外地去“避难”，尽量躲过风头。

与此同时，各大区、各省、市、自治区领导机关也受到严重冲击，周恩来又想方设法把那些处境十分困难的负责人接到北京来“避难”，他们被较为安全地安置在京西宾馆、中直招待所等地方，并有专人负责他们的安全和生活。先后被周恩来接来的负责人有李井泉、宋任穷、张体学、张平化、叶飞、江华、谭启龙、江渭清、杨尚奎、刘俊秀、欧阳钦、黄火青、黄欧东、曾希圣、廖志高、霍士廉、王鹤寿、杨超、高克林……

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红卫兵和造反派们也是消息灵通之人，他们把这些受保护的负责人弄出来，又揪去游斗。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周恩来再次把有些人安排到秘密地点保护起来。江青、康生等人不知他们的去向时，非常恼火，曾多次打听这些人到哪里去了。

受周恩来之命实施保护任务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回忆过这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

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你把人弄到哪里去了？

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

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

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周恩来“保得最多”和“保得最早”的元帅中，有许多被保住了，有的人却没有保护住。这正好映衬了“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周恩来对陈毅元帅和贺龙元帅的保护就是个典型的例子。

陈毅早年曾与周恩来一同留学法国，几十年革命生涯，两人相交相知、同舟共济。新由国成立后，陈毅作为国务院副总理后又接任外交部长，成为周恩来在内政外交上的一个主要助手。对陈毅元帅，周恩来再了解不过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生性刚烈、豪爽的陈毅，对一些看不惯或不理解的事情敢于直言不讳，敢于对一些阴暗面“放炮”。然而，这却得罪了中央文革一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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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保栋梁（5）

1966年11月13日下午，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有军队院校、文体单位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陈毅针对中央文革一伙试图搞乱军队的阴谋重重地放了一“炮”：

今天，我陈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