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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用手中的东西使离开和归来戏剧化。当然这种游戏究竟是他自己发明的还是受到外界的提示，对于游戏的情感价值无关紧要。我们的兴趣在其他地方。母亲的离开对于孩子不可能是愉快的，也不是无所谓的事。既然如此，按照快乐原则，为什么他要重复这种痛苦经验并作为一种游戏呢？答案也许是这样：离开是愉快的归来的必要前提，而后者才是游戏的真正目的。但人们观察到第一个动作，即离开，要比带有愉快结局的整出戏更为频繁。

对这类情况，单个案例的分析并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在公正的考虑之后，一个人会得到这样的印象，孩子把这种经验变为游戏还有其他动机。他一开始是被动的，为经验所压倒，但当他把这种经验作为游戏重复时，虽然带有不愉快的性质，他却是游戏的主动者。这种努力可以归结为一种要驾驭形势的冲动（即“权力”本能），它不取决于回忆是否快乐。还可以尝试另一种解释，即扔东西可能是一种冲动的满足，即对现实生活中受压抑的报复，它针对母亲的离开而发，具有一种挑衅的味道：“你可以走，我不需要你，我自己可以让你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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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　超越快乐原则（3）

我们知道，其他的孩子也会用扔东西来代替对人表现出同样的敌对感情。于是人们怀疑，是否强迫行为在心理生活中的作用是产生深刻的印象，好像自己是主人，表明自己比快乐原则更为重要，可以不依赖于它。但在这里所讨论的案例中，这个孩子在重复不愉快的印象，只因这种重复可以获得一种不同的，但更为直接的快乐……

我们看到孩子们在游戏中重复的每一样东西都对他们的实际生活产生过深刻的印象，他们就这样发泄自己的力量，使自己成为局势的主人。但另一方面也很清楚，他们所有的游戏都受到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愿望的影响，即想要长大，能够做成｜人所做的事……如果一位医生检查一个孩子的喉咙或者对他做一个小手术，那么这个惊恐的经验肯定会成为以后游戏的主题。但这里不能忽略从另一个来源获得的快乐。从经验的被动性到游戏的主动性，孩子就把落到自己头上的倒霉事加到游戏伙伴身上了，在这个代理人身上为自己报了仇。

这里所讨论的一切都表明，没有必要假设游戏的动机是一种特定的模仿冲动。我们可以再回忆一下成年人演戏和模仿的技巧，它和孩子的行为不同，是直接为了观众的。演员并非与观众一样痛苦，例如在演悲剧时，他也能感到非常愉快。这使我们相信，即使在快乐原则的控制之下，也有足够的办法使讨厌的东西成为记忆和心理偏爱的对象。从实用的观点来看，美学理论应处理这些其最终目的是要获得快乐的情况……

三25年的紧张工作使精神分析技术的较直接的目的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起先，精神分析医生的努力限于预言病人没有意识到的无意识，对于它的各种成分进行综合，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交流。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翻译的艺术。由于治疗的任务并没有完成，因而下一个目标是促使病人通过自己的记忆进行重构。在这种努力中主要强调病人的抗拒。为了引起病人的注意，这种技术要尽可能快地揭示它们，并通过人的影响教他放弃这种抗拒，就是通过暗示的“移情”作用。

以后就越来越清楚了，使无意识进入有意识的目的，用这种方法是无法充分达到的。病人无法回忆起所有被压抑的思想，甚至无法回忆起它的主要部分，因而就无法确信，呈现在他面前的结论是否正确。他被迫重复被压抑的东西作为现在的经验，而不是像医生要他做的那样，把它作为过去的一部分来回忆。这种再生令人讨厌，总带有童年性生活的成分，即俄狄浦斯情结及其派生物，并且总是在移情的领域，即与医生的关系中起作用。治疗到这一步，就可以说，原来的神经症为新的神经症，即移情神经症所代替了。医生尽可能把自己的关心限制在移情神经症的范围之内，迫使病人回忆更多的东西，并尽可能不要重复……

精神分析专家在神经症的移情现象中所揭示的（重复强迫），也可以在正常人的生活中观察到。给人的印象是企图把握自己的命运，是他们命运中的一种守护神的痕迹。精神分析专家从一开始就认为这种生活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施加的，由童年的影响所决定……因此人们知道，有一种人与每一个人的关系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恩人总以邪恶的意志将被保护人抛弃，不管采取什么方式，例如责备他们忘恩负义；一个人的友谊总以朋友的背叛而告终；还有一些人总把别人看成权威，一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