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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可能导致地区的冲突，甚至引起战争。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贝尔决定分庭抗礼，擅自作主进行人口迁移工作。他在实施迁离计划前与乌干达政府的一些主要官员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并制定出具体的迁移实施方案。迁离工作进行非常顺利。

贝尔曾认为，只要将人口迁离睡眠病流行区，采采蝇便逐渐地消除了体内的寄生虫。到那时，再将人口迁到富饶的湖畔地区居住。可他万万没有想到采采蝇不仅仅是以人为叮咬对象，多种动物和牲畜同样是它们的攻击目标。人虽然隔离了，但采采蝇体内寄生虫已在其他动物和牲畜的体内永久性地扎下了根。其结果是动物或牲畜将锥体虫传播给采采蝇，采采蝇又将锥体虫带入人的血液之中。

贝尔不是医务人员，他不知道睡眠病传播的那么些“弯弯绕”，他的迁移没有能制止睡眠病的传播，但是，有贝尔那样把人民的生死系在心中的人并为之奔走呼号，对于乌干达这样的殖民地国家来说，是多么幸运啊！

菲力·卢塔亚：歌声没有拯救乌干达

1989年初，侨居瑞典的乌干达歌唱家菲力·卢塔亚被确诊染上爱滋病，当年4月他向乌干达同胞公开宣布自己是爱滋病患者。当年10月26日，卢塔亚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死亡告别演唱会。数万人手擎蜡烛，免费聆听乌干达一代歌王的最后歌声。37岁的卢塔亚面容消瘦，为他放荡的性生活忏悔，并呼吁青年珍惜自己的生命，切勿落入爱滋病的魔掌。

可惜的是，卢塔亚的呼吁并没有把乌干达从爱滋病的魔掌中拉出来。乌干达是非洲中部一个1700万人口的内陆国，卫生条件差，人们以非婚滥交为荣，为爱滋病提供了温床。到了1990年代，带菌者逾30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6％。

乌干达人将爱滋病叫作“瘦死病”，维多利亚湖滨有许多“瘦死村”，有的已经全村灭绝。通向坦桑尼亚的国际公路上的卢克亚卡车镇，76％的妓女为携菌者，过往货车司机33％被传染，再通过他们传向四面八方。坎帕拉是非洲爱滋病发病率最高的城市，全城四分之三的孕妇携带病毒，她们所生子女不是立即死亡，就是病毒携带者；坎帕拉的婴儿死亡率已达38％。人们担心，全国潜在带菌者一旦大爆发，局势将不可收拾，可能导致乌干达国家和民族的毁灭。

遭冷遇的约瑟夫·桑纳本德

约瑟夫·桑纳本德是一位纽约医生，他拥有一大批同性恋顾客。1981年他开始怀疑不断折磨他的患者的疾病可能来自性传播疾病导致的免疫系统超载。桑纳本德推论，乱交越多的越容易患病。免疫系统的负担越重，偶然的感染逃避检测的机会越大，越容易取得控制权并演变成骚乱。为检验他的观点，桑纳本德将他的患者分成三组：单配偶的；一年少于50个性伙伴的；超过50个的（可能以百计数的），他抽取他们的血样在内布拉斯加大学进行分析。

结果不但证实了他的假设，而且揭示了更多的东西：乱交最多的人白血球数量惊人地稀少，似乎有什么东西使这些人的免疫系统超载以至崩溃。桑纳本德和他的一些患者试图提请纽约的同性恋者注意乱交的危险。但他们被指责为“反同性恋者”或恐怖分子。结果，他们的建议被忽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