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第1/4 页)

想摆脱书”，第一章标题更声明“书永远不死”，看来两位对话人是很肯定地否决了书将消失于人类世界的预言。艾柯所说的“书”，其实是广义上的书，用“书写”来表达更确切。书写的历史既不开始于古登堡圣经，看来也不会终结于电子书的诞生。书写和轮子一样不死。

“不朽的书写”这一说法古来有之。艾柯和卡里埃尔虽然没有在对话中提到，但西方书写起源的神话，却是出自毕生从未著述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话《斐德若》讲道，埃及有个古老的白鹭神叫忒伍特（Theut）发明了文字。然而，埃及王塔穆斯提醒他，有了这个发明，人们从此将信赖书写，不再练习回忆，“仅凭记号外在地记忆，而不再靠自身内在地回忆”，也就是说，书写使人“在灵魂里善忘”（《斐德若》，275a）。

在柏拉图笔下，苏格拉底进一步把书写分成两种，一种是“农作的田间”，一种是“阿多尼斯的园子”。按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专业写作和业余写作。前者是严肃的劳作，是智者写在灵魂深处的文字，“用知识写在习者灵魂中，它有能力卫护自己，而且懂得对谁该说、对谁该缄默”（276a）。专业作者用严肃的文字在他人的灵魂里播下不死的种子，正如苏格拉底以对话的方式把“爱智”的学问教授给雅典青年。至于后者，阿多尼斯是个美少年，连阿弗洛狄忒也对他倾倒不已，可惜他未成年就在狩猎时被野猪咬死。古希腊的妇人们在每年仲夏时节举办阿多尼斯节，把种子埋在装着泥土的篮子、贝壳或瓦罐里，这样开出的花儿特别容易凋谢。阿多尼斯的园子，其实就是容易凋谢、不会长久留存的业余写作。

网络与书籍——苏格拉底的预言（3）

书写有别，阅读也必然分等次。在很多情况下，由于书写，“没经过教，学生们就听说了许多东西，于是，他们就会对许多自己其实根本不懂的事情发表意见，结果很难相处，因为他们得到的仅是智慧的外观，而非智慧本身”（275b）。这段话值得今天的人们再三体味。人人都知道莎士比亚，也都能自诩读过莎士比亚，即便从传统的教科书中也能了解《哈姆雷特》的中心内容、思想内涵，等等。然而，据苏格拉底的说法，真正的阅读是必须教才能会的，单单读过并不一定能体会书中的智慧，没有正确方法的阅读更有可能让人只抓住智慧的外观并沾沾自喜。艾略特在上个世纪20年代曾经说过，从文学品质而言，《哈姆雷特》是一部混乱的悲剧，算不上杰作。但它变成一个谜，引发世人不断探索，它因经得起历代注释而成为杰作。只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书的历史上，只有一个莎士比亚，也只有一部《哈姆雷特》。

所谓的“阅读危机”，看来不只在于人们不读书，还在于不正确地读书。不正确有时是方法不对，有时则是没有读对书。我们从苏格拉底那里明白，一本书并不总是适合所有人：“一旦写成，每篇东西就以相同的方式到处传，传到懂它的人那里，也同样传到根本不适合懂它的人那里，文章并不知道自己的话该对谁说、不该对谁说。要是遭到非难或不公正的辱骂，总得需要自己的父亲来帮忙；因为，它自己既维护不了自己，也帮不了自己”（275e）。如果说网络确实带给书籍什么危机性的冲击，那么这大概尤其表现在，网络时代的书籍更显著地体现了苏格拉底当初的忧患：一方面，书无法选择读者，也不能为自己辩护；另一方面，摆在读者面前的不再只是一篇看似高妙的吕西阿斯辞赋，而是网络时代无穷无尽真伪难辨的信息，而再也没有一个苏格拉底像当初那样拦住天真的斐德若，耐心揭穿智术师吕西阿斯的欺骗本质。

在柏拉图对话《斐德若》中的某个夏日的正午，雅典城外的伊利索斯河畔，苏格拉底快活地躺在梧桐树下，向少年斐德若传授书写的秘密。苏格拉底对书写做出的种种预言，如今一一得到验证，阿多尼斯园子式的书写（和阅读）处处绽放，侵犯着“劳作的田间”，原本界限分明的两种书写方式被混淆了。在笔者看来，混淆二字才是书的真正危机所在。在当下“全民写作”的文化气候里，撇开多数网民如阿多尼斯园子般的博客写作不谈，真正的危险始终来自吕西阿斯式的写作，混淆界限，名不副实，如苏格拉底最后在祈祷时所称，“身外之物与内在的东西闹了别扭”（279c），随时可能迷惑没有防备的斐德若们。从某种程度而言，所谓书的现代危机，无非是人类又一次面临苏格拉底当年的忧虑；现代学人呼吁“书永远不死”，也无非是响应柏拉图当年所开启的真正意义的写作——柏拉图用书写的方式记录下了一生没有留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