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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纳克？我们向书致上的敬意仅仅为了说明，当代科技不足以剥夺书的声誉。我们也许还应该从某些方面说明，这些科技号称能够带来的进步只是相对的。让—克洛德，我尤其想到你刚才讲到的雷斯提夫的例子，他在清晨印刷自己夜里见证的事件。

卡里埃尔？这是不可否认的成就。巴西大收藏家胡斯·曼德林向我展示过一个葡萄牙文的《悲惨世界》珍本，1862年在里约热内卢印刷出版，也就是说和法国初版同年。仅比巴黎版本晚两个月！雨果还在写作的时候，他的出版商黑泽尔就把书分章寄给国外出版商。换言之，这部作品在当时已经接近今天畅销书的多国、多种语言同步发行。有时候，相对化我们所谓的技术壮举还是有用的。在雨果的例子里，古代的效率高于今天。

母鸡用一世纪学会不过街（4）

艾柯？同样的，亚历山德罗·曼佐尼在1827年出版《约婚夫妇》大获成功，这主要归功于世界各地的三十多种盗版，他本人从中没有赚到一分钱。他想和都灵木刻画家科南合作出个插画版，由米兰出版商拉达利出版，并实行分册监督。有个那布勒斯的出版商每星期盗版一次，他的钱就这么给赔光了。这再次说明，我们的技术壮举只能是相对的。还有很多别的例子。早在十六世纪，罗伯特·傅勒德一年要出版三到四本书。他住英国。书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他收到清样，修改，审核木刻插画，重新寄回……只是，他怎么做到的呢？这可都是些带插画的六百页的大部头！我们不得不相信，当时的邮政运作比今天畅通很多！伽利略与开普勒、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学者通信。他总是能立即获知最新的发明。

不过，我们的对比似乎在偏袒古代，也许应该折中一点。六十年代我当编辑时请人翻译索拉·普赖斯的《小科学、大科学》。作者在书中利用数据证明，十七世纪出版的科学著作正好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可能掌握的数量，而在我们今天，同一个科学工作者甚至不可能了解在他的研究领域里所发表的所有论文的摘要。尽管拥有更有效的通讯方式，他也许也不再拥有和罗伯特·傅勒德一样多的时间，以着手进行那么多的出版计划……

卡里埃尔？我们利用U盘或其他方式存资料带回家。这种做法并不新鲜。十八世纪末的贵族们外出时，把旅行读物装进小箱子里带在身边，三四十册，全是小开本。他们与这些正直的人必须具备的知识形影不离。这些图书当然不能以千兆来计算，但原理一样。

为此，我想到一种很成问题的“缩写本”。七十年代，我住在纽约某电影制片人为我找来的公寓。公寓里没有书，只有一架子“世界文学名著缩写本”。这东西说来简直不可思议：《战争与和平》只有五十页，巴尔扎克全集只有一册。我看得惊魂难定。文学名著全在里头，却全都不完整，被删了节。如此荒诞的东西需要多大的工程呵！

艾柯？其实有各种各样的摘要。1930—1940年，我们在意大利有一个奇妙的阅读经历，叫“黄金比例”。那是一套分成不同年龄层的图书。有七—八岁系列，八—九岁系列，一直到十四岁。整套书的插图精美，全出自当时最出色的艺术家之手。所有文学名著都收录在里头。为了适合特定的读者群，每部名著均由一位出色的童书作家重写。当然，这有点儿“皇太子专用”。比如，沙威没有自杀，而只是辞职了。等我长大以后读了原版的《悲惨世界》，才总算揭开沙威的真相。不过，我得承认，我还是能够领略小说的精髓。

卡里埃尔？唯一差别：那个电影制片人的公寓里的缩写本图书是给成人看的。我甚至怀疑，这些书只是为了被展示、被看见，而不是为了被阅读。话说回来，删节的事无时不有。十八世纪，德理伊神甫（abbé　Delille）最早把莎士比亚译成法文，每一剧的结局都被改得合乎道德教化，就如你那“黄金比例”丛书里的《悲惨世界》。比如说，哈姆雷特最后没有死。除了伏尔泰翻译的几个片段（译文相当不错）以外，这个带点儿香甜气息的版本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