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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不知道！你的脑袋不是什么都知道吗？！”一向自信满满的秘书，顿时产生了一种严重的挫折感。

这些人真的是脑袋不够用了吗？我们不禁产生了一个疑问——我们人类的脑容量究竟有多大？能够储存多少信息？我们必须承认，即使一个人再聪明，他一生中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的信息毕竟是很少很少的。尤其是对于目前人类生产的难以准确计算的信息总量来说，单个体人类的脑容量及其短暂的生命时间，根本来不及完全吸收理解，也根本不可能全部运用于实际。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知识的增长和分化，已经超过人类所能承受的限度。这正应了中国那句老话：“海水不可斗量！”

人的脑袋，似乎真的不够用了。

钱钟书的“照相机”还管用吗？（1）

也许更大的问题并不在于人类的脑袋能不能够储存人类生产的全部知识。最大的问题是——就算能够全部储存，又有这个必要吗？

著名学者钱钟书有着“照相机”式记忆力的赞誉。其实，何止于钱钟书先生，中国自古以来，就从不缺少以博雅为高的文人学者。远者，如韦编三绝的孔子、《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著名宰相王安石、大文人苏轼等等。据《三国演义》第六十四回载，益州张松初见杨修，杨修出示《孟德新书》，以夸曹丞相大才。张松看了一遍，说是战国无名氏所作，曹操“盗窃以为己能”，于是从头至尾背诵一遍，并无一字差错。杨修大惊说，“公过目不忘，真天下奇才也！”又据说，王安石在一次与下属官员闲聊时，听到其中一个官员话里的偏僻典故有些错误，于是脸色有点忿然，说：“尔辈坐不读书！”　中国古代文化人对知识记忆的准确性，可以说苛求到了极至。近代以来，拥有“照相机”式记忆的大人物也不少，如林纾、梁启超、康有为等等，无不如此。但是，当“照相机”的记忆发展到了极端，也就走向了它的反面——束缚创造力。

有一位与钱钟书同样著名的学者陈寅恪，也有着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在青年时代，陈寅恪就感叹中国“无书可读”。于是，陈氏负笈西渡，遍游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十几年后归国，又再一次感叹世界“无书可读”。在陈氏的大作《柳如是别传》中，他引用了经、史、子、集以及散落于各处的野史传说书籍多种，又结合了政治史、经济史、世界史、考古学、文献学、民俗学等多门学科的论据，对明末清初的名妓、“秦淮八艳”之一柳如是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诸如此类的事迹，还有陈氏颇被学界非难的一件事：利用博古通今的学问，考证唐代杨贵妃进宫之前是否处女的学术研究。其记忆力之惊人，恐怕也只有钱钟书等极少数人可以媲美。

在惊叹这些著名文人、学者难以企及的“照相机”记忆力之余，我们产生了这么一个疑问：尽管拥有着这样惊人的记忆力和这样渊博的知识，但是，他们的学术成果却更多地产生于文学、史学、考据、经学、伦理学等领域，而不是在思想领域，更不用说自然科学领域了。中国之所以长期停留在中世纪，而没有产生“文艺复兴”，没有催生出“工业革命”，社会生产力一直得不到飞速的发展，与这样一种读书方式和文化风气不能说是没有一点关联的。就像宋代文人，读书极多，文化极高，议论起来口沫横飞，排山倒海，但是到敌人兴兵犯境的时候，却拿不出一点应对之策，最终国家不免亡于异族之手。我们承认，他们这些人在文学、史学、考据等方面，以及文化创建等等方面是一流的，不可取代的。但是，这种读书方式值得进入现代化、以发展社会生产力为第一任务的所有中国人学习吗？我们是应该反思一下了——“照相机”式的记忆力，真的那么管用，那么无往而不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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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的“照相机”还管用吗？（2）

据说，钱钟书先生在一次访问美国时，参观了美国的国家图书馆。他对记者说，我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多书不需要读。在钱老先生的话中，我们其实听到了他对知识记忆的一种深刻反思。

中国秦代以前的文化典籍之所以得到保存，据说是因为一位名叫伏生的老人能够把那些书全部背下来。当人类进入　21　世纪的信息社会，已经掌握了比印刷术更方便、更快捷、储存量更大的信息储存与传播的技术——电脑和网络，利用人脑储存知识的“伏生”们已经圆满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可以彻底地告别历史了。

历史不需要“两脚书橱”！

假如爱因斯坦在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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