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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张啸林的“天字第一号”销金窟——“一八一号”大赌台还在正常运营，杜月笙带着范绍增走进“一八一号”大赌台，那场面令他大开眼界。陪赌的自然也都是沪上知名大手笔，个个出手阔绰，一掷万金。

范绍增出院的时候，刘甫澄拍电报给了他一个月假期。杜月笙一连多日的盛大招待，几乎占去了范绍增假期的三分之一，接着再派顾嘉棠奉陪。顾嘉棠带着他踏遍上海的长三堂子，访遍上海滩的花国领袖，范绍增犹嫌不够。别看范绍增面相憨，却偏偏喜欢时兴的东西，尤其喜欢洋玩意儿。什么大世界游乐场、新世界游乐场，逛完之后又迷上了舞厅，一流的高档舞厅，包括百乐门、大都会、仙乐斯……他都一一跳遍。顾嘉棠又带他去了高鑫宝的丽都花园舞厅。别看范绍增跛着一只脚，跳起舞来却是满有风姿。

范绍增迷恋跳舞厅，还有一层不为人知的原因，就连整天陪在身边，与他极投脾气的顾嘉棠都没看出来——他迷上了跳舞厅的舞女。这些舞女个个有文化，最起码读过女中，个个会骑马、开车、游泳，会说外国话。相比起来，那些花国领袖便成了没文化、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范家是四川大地主、巨富，当时范绍增可谓腰缠十万贯，驰骋十里洋场，又兼以受了杜月笙、张啸林等上海大亨的感染，范绍增花起钱来，便像黄河决堤一般，他当年一掷万金的派头，让所有人为之震惊。不消说对花国领袖或者红舞女，就是对赏茶房、赏开电梯的仆欧、赏司阍的小郎，范师长一出手，便是厚厚一叠黄金鱼头（上海人俗称的红色五块钞票），他的小费以百元为单位。

一个月的花天酒地，十里洋场人人争谈范师长。一月假满，包机回重庆。行前，杜月笙又在六国饭店摆开宴席，为范绍增饯行，杜月笙喊来一大帮朋友作陪。

“范师长，这一月假期，玩得可还满意？”席间，杜月笙问。

“满意倒是满意，就是有一事不够痛快。”

“哪一事？”

“那位当红舞女黄白瑛，实在是目高于顶，派头够大，随我怎样甩银子，赔小心，”范哈儿大咧咧说着，一句沪白吐了出来，“就是摆伊不平！”

“哈……”一声举座哄堂，同席的朋友不禁为之喷饭。范哈儿也跟着大笑。

“这红舞女身价就是不同，比花国领袖难摆弄多了。”

这一句更是令陪客们笑出了眼泪。杜月笙莞尔一笑，不置一词。

第二天范哈儿一走，杜月笙打电话唤来丽都花园舞厅老板高鑫宝。

“当红舞女黄白瑛你可晓得？”

“晓得。”

“好，你去找黄白瑛，就说范师长是我杜月笙的客人，我要包机送她去重庆，她要给我好生侍奉范师长，银子让她开价便是。”

当时黄白瑛恋上宁波籍富家公子童三毛。童三毛是沪上一家国药店的小开，两人正爱得欲死欲活，哪里有心思去管四川的范哈儿？但一听范哈儿是杜先生的朋友，黄白瑛不敢怠慢。杜月笙捧过的人没有不红的。虽然杜月笙不喜欢跳舞厅与电影这类新玩意儿，但对电影演员与舞女他照捧不误。当然他捧得更多的是京剧名角与花国女魁。

春风得意好事连连（8）

范绍增回到重庆的第三天，黄白瑛的电话就打进了渝简马路范庄——亦即抗战时期重庆国府路，行政院长孔祥熙借用的公馆。范绍增一听那娇滴滴嗲兮兮的声音，顿时欣喜若狂，当即驱车前往黄白瑛下榻的旅馆。

一见面，黄白瑛再无那副高高在上的公主派头，先是娇滴滴地“请罪”，然后嗲兮兮地表示任打任罚。范哈儿怀抱着这位可人儿，哪里还舍得打啊罚的。当下两人“鸳鸯戏水”，黄白瑛百般逢迎，侍候得范哈儿欲死欲仙。

在随后的宴饮中，范哈儿更是得意非凡地对周围朋友说：

“看看白瑛小姐，美女加才女，这才叫档次。那些花国女魁算什么，充其量是粗瓷花瓶。”

宴饮中，黄白瑛更是小鸟依人，给范绍增挣足了面子。

黄白瑛一上飞机，范绍增感激的电话就打到了杜公馆。

从此，范绍增成为了杜月笙一生中最要好的朋友之一。

四、甘为少帅居停主

杜月笙与张学良原本没有什么交往，但1933年张学良被迫下野之后南下上海，杜月笙出手救援，令困境中的张学良十分感激。

“九？一八”之役，东北沦陷，张学良备受国人指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