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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惠芳回到楼上，走进自己的房间，插上了门。她坐到桌前，拉开了抽屉，从里面翻出一张已经发黄的照片，照片上就是她的丈夫江堂发。那时江堂发还很年轻，肩膀上扛着一只枪，不过是一只气枪。她并不是在怀念江堂发，直到今天她甚至都有些恨他，她还是在伤感自己的命实在苦，照片上的这个男人害了自己一生，至今也没有结束。

何惠芳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搬进老宅的。当时的造反派组织从“走资派”手里夺取了政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不久，造反派又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支派”。另一派反对这个“革命委员会”，被称为“反派”。江堂发原是港务局一艘拖轮上的水手，尽管从来没有去过大海，却称自己是海员工人，平时总爱穿那件洗旧了的蓝白条水兵衫。他是“反派”一个组织的头头。两派越斗越激烈，从“文斗”发展到“武斗”，从打棍子发展到开枪。“支派”撤到城外，以“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整个城市给围起来了。江堂发的家在城外的工人宿舍区，那里是“支派”的地盘，他没法回家，就住在城里。这时他有了一个女人，就是何惠芳。带着一个女人，要住在安全的地方，园青坊85号在城市的中心，除非“支派”占领全城，这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江堂发带着何惠芳搬进了老宅，把三进靠北边的二楼连同西连廊，临时隔成房间住了下来。

江堂发和何惠芳搬进老宅的情景，至今谢庆芳还记得一清二楚。江堂发挎着一只驳壳枪，身后跟着背枪的警卫员，杀气腾腾的，老宅里的人，一个个都不敢出声。

当时何惠芳只有二十多岁，很有几分姿色。宜市水土好，姑娘们都有水灵灵的肤色，何惠芳就是一个典型的白里透红的姑娘，她原先在商场当营业员，后来到造反派组织里当话务员，认识了江堂发。

江堂发在宜市是一个传奇人物，只是今天人们早已把他遗忘了。江堂发喜欢枪，“文革”前，他就把自己准备结婚的钱，买了一支气枪，没日没夜地练枪法。江堂发练枪法和别人不同，他有自己的办法。他在一块木板上贴着靶纸，靶纸是自己画的，靶心先是一个黄豆那么大的点，然后是芝麻那么大的点，最后就用一根针刺出一个点。打十枪不能有十个枪孔，只能有一个，然后数靶纸后面的铅弹头有多少。夜晚看不见靶纸，就在靶纸前点燃一支烟，打那红红的烟头，后来又改用一根点燃的香。练得多，消耗的铅弹也多，为了省钱，他做了一个木盒子，里面装满锯末，放在靶纸后面，铅弹穿透靶纸，落在盒子里，打完后把锯末里的铅弹筛出来再用。江堂发就是这样把枪法练得出奇的好。

江堂发出名，是在全民“除四害”的时候。江堂发对其他三害没有兴趣，只喜欢打麻雀。他可以在五十米内，一枪一只，弹无虚发，打下麻雀不计其数。政府要奖励他，他只要气枪子弹。神枪手江堂发就这样出名了。首先出在市报上，江堂发的事迹占了半个版，接着省报记者下来了，江堂发扛着气枪的英姿又出现在省报上。宜市没有人不知道神枪手江堂发的。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江堂发家不缺吃的。他把打下来的麻雀拔毛开膛，用盐腌了，一串一串挂在那儿风干。自家吃不完就送人，于是结交了不少朋友。

文化大革命给他这等人展开了大舞台。“武斗”开始了，江堂发成了“反派”的一宝，神枪手江堂发简直就是令对手胆寒的名字。走到哪里，都有人跟着看热闹，他就是战无不胜的象征。

何惠芳就是在这个时候认识江堂发的。

一个两派“武斗”打得很激烈的晚上，枪声大作像过年放鞭炮一样。有情报说，“支派”有好几支武装小分队摸进了城里，“反派”司令部里气氛很紧张，电话特别多。江堂发要的一个前沿阵地的电话，何惠芳接了几次都没接通，已经有了司令头衔的江堂发火了，把电话给扣下了。

一会儿，总机房的门“咚”的一声被人踢开了，一个黑黑的汉子直闯进总机房，冲着何惠芳叫喊：“你怎么搞的？连一个电话都接不通，赶快给我接，误了战事我毙了你！”说完又跑出去了。何惠芳又气又怕，哭了。同事告诉他，这就是江司令。终于，何惠芳把江堂发的电话接通了，她嘘了一口气，倒不是担心会被江堂发枪毙，而是害怕他又会闯进总机房里来骂人。

枪声平息了，电话也少了，何惠芳的精神也放松了，靠在椅子上休息。突然听到有人在敲门，由于害怕江堂发再来，何惠芳把总机房的门插上了。

何惠芳问：“谁？”

“我。”江堂发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