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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2006年的戈尔不再以复杂抽象的方式讲话，他适当地运用了叙事的方式。

纪录片一开始，他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讲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故事，关于全球变暖的规模、范围和原因，以及为何尚未采取行动。他还将故事与自己和家庭联系起来，说明了环境对他的影响。

当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所面临的问题影响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他提问道：“我们能做哪些切之可行的事情？”他列举了许多已经决定采取行动的城市、州和公司。他还使用了一些小插图来说明人类如何设法解决其他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包括赢得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治愈天花、建立*、踏上月球，甚至弥补臭氧层空洞等。世界各国和政府相互合作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所以，以前我们能够解决重大的全球问题，现在同样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呢？

最后，他介绍了控制这些问题的实际步骤，包括更加有效地使用电力、提高建筑和车辆的使用效能、加大公共交通的规模、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更清洁的电厂和工业活动等。这些行动是可行的。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将来如果整个地球面临危机，我们就该站出来保护我们的未来。

无论你如何去考虑戈尔所讲论点或者政治观点是否科学，但他的演讲在吸引观众关注和促使大家行动方面都成效非凡。我们所看到的2006年的戈尔对变革的理念十分清晰，他能够引发人们持续的热情，对该理念他本人也真心实意地做出承诺。他学会了如何通过叙事在情感上与观众建立联系。他的肢体语言变得平静而果断，而不再盛气凌人，他还能够表现出自己诙谐幽默的一面。他的沟通方式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刺激了他们变革的愿望。他激起人们对变革的兴趣以后，用理由对此给予强化。纪录片公布以后，他通过交谈、电视节目和面对面的交流继续谈话。

到2006年，戈尔已经学会了领导力的语言。

人们为何改变主意（1）

1965年1月24日星期日晚上，一位24岁的医生驱车沿着双向的乡村大道从悉尼前往古尔本（Goulburn）。他在悉尼与母亲、妹妹和弟弟在游泳池玩得很放松，度过了快乐、愉悦的一天。现在他要回到古尔本一家医院工作，这是他取得医生资格以来的第一件工作。黄昏过后，随着他驱车前行，澳大利亚乡间茶青色的田野静静地融入黑夜。当晚路上很亮，他不必特别注意对面开过来的汽车，那辆车的前灯亮着，很容易看到。但是，当这辆车离自己只有几码远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另外一辆车正在试图以更快的速度超越它，所以现在就有两辆车在双车道的马路上并行着直冲他开过来。为了避免正面撞车，他突然驶离主路开到了沙砾铺成的路边。不过，恰恰在这段路上有一根很深的水泥管道，他的车跌入管道后，撞上了一堵水泥墙后戛然而止。这位年轻的医生虽然系着安全带，可是撞击力量太大。他的大动脉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而破裂，导致立刻身亡。

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我的哥哥。他的去世自然对我们的家庭——父母、妹妹和我，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事实上，一想到如此年轻的一个人，生活才刚刚开始，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却竟然如此毫无征兆地死掉，我们都觉得很可怕，这完全让人想象不到。

我的母亲深深地悲痛了好几个月。但是，当她逐渐从绝望中走出来以后，她开始思考交通安全问题。她发现澳大利亚很多的年轻人都死于交通事故。大多数人的死亡都是没有必要的。系安全带并非强制，限速不被重视，醉酒驾车问题也很普遍。很多道路在建设之时就未考虑安全问题，在隐蔽的地方筑有混凝土管道，等着毫无戒备的司机意外落入陷阱。哥哥的死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我母亲开始意识到，为了那些无谓地在澳洲道路上丧命的人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随后的10年，她致力于宣传交通安全，这激发了她的全部热情。没有人能阻止她去游说议员为强制性系安全带去立法。她不知疲倦地提倡安全驾驶措施、准备材料、发表声明、游说政治人物，为此她非常卖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件真实的事件改变了我母亲的想法。尽管在那次事故之前她并未表现出对交通安全的丝毫兴趣，儿子的过世让她变成了一位战士，变成了在一个迫切需要拥护者领域里的领导者。对于我父亲、姐姐和我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说，虽然这一事件让我们更加注意高速公路的安全问题，但是没有直接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一事故对我而言也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