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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片处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那时候办这样一个刊物，不需要登记注册，也不需要申请批准。三个青年——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史学系学生邓广铭和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经过一番磋商，每人拿出3圆钱，一共凑足9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70元），一期的成本就够了。撰稿人除三位发起人外，还有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哲学系学生何其芳、史学系学生杨效曾等。当时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找到南池子飞龙桥的一家印刷厂承印，因为这个厂的印刷质量好，铅字只用一次就销毁重铸，所以字迹很清楚。当时北新书局、未名社的书都是在那里排印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牧野》的一伙年轻人就处于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他们读鲁迅，也读周作人；读郭沫若，也读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作。 戴望舒和施蛰存曾在上海出过一本小型的刊物叫《璎珞》。李广田、邓广铭、王余侗过去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是《璎珞》的热心读者和推销者，他们组织的书报介绍社就代销这本刊物。《牧野》的开本大小，页数多少直到封面设计，都是照《璎珞》的样子办的。 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将发表在《牧野》上的诗作合编为《汉园集》出版。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老师是温源宁、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他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1933年春假，他的译稿《恶之花零拾》卖给了《新月》杂志，得到了几块银圆的稿费，买了火车票，便赴山东青岛大学访孙大雨、沈从文等。沈从文在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的情况下，拿出30圆，让卞之琳自印一本诗集。于是，热心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张罗。回北平后，《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他跑纸店选纸。最后用一种花钱不多的“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印出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就是卞之琳大学毕业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据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一文） 诗集出版的当月，朱自清就著文称赞这是“一本颇俏的小书”。一个不见经传的青年人，还没有跨出学校门，就成了“少小知名翰墨场”的新秀，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3年夏，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遂开始了一种为谋求生存与追求诗艺而奋斗的新生活。他单身一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住址，以北平和上海为基地，有时也去外地“转悠”。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写作与翻译，间或为了谋生也做其他工作。 1934年初他应约在杨振声、沈从文编辑（后萧乾为执行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译作（也有少量诗作），陆续零星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秋后，由在北京大学教过英国戏剧课的余上沅介绍，开始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特约”译书。这个委员会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基金的。所谓“特约”，实际上译者自己选题，由委员会批准。稿酬分为千字10圆、7圆、5圆三级。 卞之琳回忆说：“梁实秋用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不计字数，是一千圆一个剧本，大学刚毕业的毛小子只能拿最低级的译费，五圆一千字，但在当时上海文坛应是最高级稿酬了。”对于卞之琳这样的“年轻人”一直照顾到抗战爆发。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底层贫民生活状况 20世纪２０年代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国家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４０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情况。 要深入研究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必须以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实际资料作为参照系。 根据１９２８年上海２３０户底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当年一个五口人的贫苦劳动者之家平均年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这五口人（夫妇两人加三个子女，或一对老人、儿子和媳妇加一个孙儿）组成一个“典型家庭”，是当时上海百万底层贫民的标准情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6）

五口人的日用消费，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统计学上折合起来相当于４个大人，称为“等成人”（与４个成年人相等的意思）。这样的典型贫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人做工，每年总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 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1。　基本食物。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为２１８。５圆（每个等成人每月伙食费仅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