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衍，终日与狎客词臣，酣饮赋诗；后蜀孟昶，沉湎于歌舞，放荡于伎乐；南唐的李璟、李煜，则更是不问国事，只知醇酒妇人的帝王，耽于安乐，迷于奢纵，一直到国破家亡。所以，侈汰浮靡、淫乱颓唐，是中原战乱以外相对稳定的边陲属国，从统治者到贵族，到官僚阶层，到士大夫的上层社会风尚。

《花间集》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出现，作家被潮流吸引，去写这类香艳文字，读者被潮流所导向，去买浓词艳曲。然后，供求双方的互动，驱使出版家为钞票拼命。这样，又对文###流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要钱要名的作家诗人又拼命炮制，恶性循环，便成为一股文学浊流。

中国文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盲动，是将任何事情都做到极致做到完蛋做到不知伊于胡底的推力。中国文学在相当一个时期内不可救赎的命运，绝非危言耸听，而是命中注定的必然。要知道中国文人这支队伍，基本上是由农民和小市民组成的，而农民的短期行为和小市民的投机心理，决定了他们热衷于写贵族，写官员，写上层，写白领，写有钱的老板，写以上这各色人等的声色犬马。而所有这些从农民和小市民阶层走出来的文人，没有一个不朝思暮想当上假贵族，过上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几乎绝大多数的作家诗人，无一不随波逐流，为时尚和风气所裹胁。

《花间集》所以能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五代的诗人要稍稍高尚些，不那么下作和下流。同样，吴趼人有滋有味地写了花花世界，固然品格不高，趣味低下，但他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对于清朝的颟顸腐败，列强之压迫欺凌，世风之江河日下，百姓之民不聊生有生动的描述。这部舒愤懑的力作，也还是令读者体念到他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激愤的文人，因此能够与之产生强烈共鸣。

现在回过头去看五代十国那半个世纪里的文人，“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按香檀”（欧阳烱序），沉浸在绮筵幽会，含情无语，绣屏灯斜，锦帷鸳被，暮雨朝云，旧欢新梦，晚逐香车，驰骤轻尘的无忧天堂里，不过是闭着眼睛，背过脸去，不敢面对周边现实的自我陶醉罢了。

幸亏只是五十多年，要是迁延五百年，中国文学早就寿终正寝了。

到了北宋，欧阳修就说：“唐之文，涉五季而弊。”　这里所说的“弊”，也就是对追求绮丽，竞作香艳，形成互相效尤的这股潮流的否定。正是这股潮流，造成一代作家对于时代，对于现实，对于大多数人生存状态的失语。

到了南宋，陆游为当时出版的《花间集》作跋时，愤而写道：“花间集，皆唐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至此，可叹也哉！或者，出于无聊耶！笠泽翁书。”

欧阳修倡古文运动，是“文起八代之衰”的文艺复兴大师，陆游是饱经忧患、心系元元的爱国诗人。他们对五代文人在民不聊生之际，竟写出如此优哉游哉的文字，颇多感慨，予以反思的同时，不禁表示愤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这种发自良知的声音，是值得每个为文者深思的。

从鲁迅《唐朝的钉梢》，联系到这部《花间集》，感慨良多：一、对于古人写爱、写情、写性之长的认识；二、对于古人背离时代、背离现实、背离百姓之短的警惕。如果能给自己一点启示，那真是大好事了。若如此，也许数百年后，不致被人骂我们这一代文人对于这个时代的失职吧！　唐朝的“苦迭打”

唐朝的钉梢（4）

唐朝的“苦迭打”公元626年的夏天，唐高祖武德九年###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这一场唐朝的“苦迭打”，　使得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苦迭打”，意即“政变”，为日文的外来语，是法文“coup　d’Etat”的音译。上个世纪30年代，一些好时髦、好洋货的知识分子，将它从东洋搬到中国来。和当下的中国文人一样，要不说上几个洋人的名字，要不写出几句洋人的词语，就好像早晨起床以后没有刷牙，满嘴不自在的感觉一样，成了一种数典忘祖的病态。

“苦迭打”一词，到中国后，可能水土不服的缘故，很快就销声匿迹了。

然而，阴魂不散，公元1966年，也是个夏天，整个中国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全民陷入集体无意识的歇斯底里之中，“文革”小报遍地开花，如火如荼，蔚为大观。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