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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大谐笑，诸伶不解其意，皆起身曰：“不知郎君，何此欢噱？”昌龄等因语其事，诸伶竞拜曰：“俗眼不识神仙，请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者从之，饮醉竟日。（《说郛》卷二五载薛用弱《集异记》）

由此可知，唐诗之所以繁荣，很大程度上因为唐诗是可歌的。后来的诗，便不可歌了，于是，也就远不及唐，也就休想超越这座中国文学史上的诗歌巅峰。诗不可歌，干巴巴地停留在文字的审美意义上，诗的活力便先衰减了大半。再后来，诗变成白话，变成拆开分行的散文，连顺口都说不上，何从歌起？这样，中国的诗也就走到了尽头。

因为诗之可歌，在唐朝，也成就了歌手这一行当。

在中国，只有唐朝这些职业歌手的名字，是正经八百地写在史书上，写在文人的作品里。我很钦佩唐朝的歌手，他（她）们没有禁忌，没有教条，没有框框，没有任何阻隔，也没有任何踌蹰，面对那些瞪着牛大的眼珠子，视他们为异端的正统派，敢把西域胡人的音乐引进中原，敢将龟兹苏祗婆琵琶七调视为华夏正声，敢将本土诗人的词章，大歌而特歌之。在印刷术出现之前，是歌手的声音将诗人的文字，覆盖在整个大唐王朝的全部版图之上。

无妨如此说，唐朝的歌手将唐朝的诗人，送上缪斯的神殿。

（武）元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旧唐书·武元衡传》）

李益……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贿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廻乐峰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旧唐书·李益传》）

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吾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诗人成为香饽饽，诗篇成为抢手货，而那位李白，竟大马金刀地不买唐玄宗的账，“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种盛况，既空前，更绝后，也就只有在浪漫的唐朝才会出现。

盛唐诗歌之所以盛，很大程度上，是诗人和歌手珠联璧合的结果。诗到盛唐，蔚为大观，云蒸霞蔚，众星璀璨，歌手对他们作品的演绎、传播、推广、媒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强大作用。同样，诗人的华彩词章，珠玑文字，为歌手们的演唱，拓展想象空间，深入情感境地，扩大美学视野，放眼广阔世界，在艺术的完美创造上，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这种相得益彰的精诚合作中，诗人和歌手，常常结下深厚的情谊。

唐朝的歌手（3）

我估计，当时的诗人，相当感念这些歌手。至今，在《全唐诗》中，我们还能读到留在诗人笔下的，如李氏兄弟，如米氏父子，如八郎李衮，如念奴等等歌手名字。因此，玄宗开元年间，既是唐朝的鼎盛时期，也是唐诗的鼎盛时期，更是唐朝歌手这个行当的鼎盛时期。

说来也许要让今天那些当红的歌星嫉妒，别看她们在屏幕上连跳带蹦，连吼带叫，和她们一起疯狂的歌迷，基本是她们的同辈人，更多的是中学生。而当唐朝的歌手出场献艺的时候，谁是她们的追星族，恐怕当今那些红歌星连做梦也不敢想的。

一国之主，九五之尊，人称风流李三郎的李隆基，居然带头为之鼓掌叫好，为之神魂颠倒。“宫伎永新者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尝一日离帝左右。每执板当席顾眄，帝谓妃子曰：‘此女妖丽，眼色媚人’每啭声歌喉，则声出于朝霞之上，虽钟鼓笙竽嘈杂而莫能遏。宫妓中帝之钟爱也。”

领衔文坛的诗人李白，翰林待诏大学士，也肉麻兮兮地来凑这份热闹，甘为女歌手的“粉丝”。“宁王宫有乐妓宠姐者，美姿色，善讴唱。每宴外客，其诸妓女尽在目前，惟宠姐客莫能见。饮欲半酣，词客李太白恃醉戏曰：‘白久闻王有宠姐善歌，今酒肴醉饱，群公宴倦，王何吝此女示于众？’王笑谓左右曰：‘设七宝花障，召宠姐于障后歌之。’白起谢曰：‘虽不许见面，闻其声亦幸矣！’”（以上均见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

由于帝王的提倡，由于诗人的支持，唐朝的歌手也自然成为快活一族，过着养尊处优的日子，享受豪华奢侈的生活，府邸不亚贵族，车马拟比王侯。以开元时期最有名的李氏兄弟为例，据郑处诲的《明皇杂录》：“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尤妙制《渭川》，特承顾遇。于东都（洛阳）大起第宅，僭侈之制，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