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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种纸上的仁人志士竟能得势，那真是一场悲剧。不仅是茅先生个人的悲剧，更是我们民族的悲剧。利益分配的过度不均衡，导致剧烈的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正是当下中国的一个隐忧。而茅先生的主要价值，就在于以坚韧的实践，帮助穷人探索一条自救的路。他为改善穷人处境所付出的全部努力，都会在一定程度上弥合分裂，缓解对抗，茅先生因此是这个社会的粘合剂。我们需要更多这样的粘合剂，来慰藉人心，来遏制正在弥漫整个社会的绝望、乖张和狂躁，来支撑我们在曲折悠长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但是，恰恰是茅先生这种独具价值的努力，得不到应有的尊重。茅先生过去不见容于极左斗士，现在则开始不见容于某些自由派斗士。这不仅是茅先生个人语境的变化，也反映了整个中国语境的变化——在价值分裂和价值对抗愈演愈烈之当下，言论很可能走向极端。极左极右两种极端言论很可能成为时尚，而共同挤压像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的言论空间。茅先生那样的中间派，很可能两头不讨好，愈来愈被边缘化、妖魔化，而最终归于消音。就跟半个多世纪以前曾经上演过的那一幕一样。

对这种可能到来的危机，某些时评家是有责任的。没有独立的立场，没有原创的思想，没有坐冷板凳的耐心。永远只是来料加工，永远只看市场的脸色说话，市场流行什么，就马上在流水线上生产什么。为了抢占市场制高点不择手段，不惜为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火上加油，对可能爆炸的社会非理性情绪根本不管不顾。生命不息，做秀不止。这种毫无责任感可言的所谓时评家，说到底不过是言论流水线上的承包商而已。

有一种草叫紫荆泽兰，看上去美丽，实际上可怕——它所到之处，别的草都不能长了。现在不断拔高的革命话语竞赛也是这样。我们对此应有足够的认识，应该从法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俄国的革命话语竞赛，以及中国自己的革命话语竞赛所导致的种种历史悲剧，吸取教训，而不可稍有疏忽。炮打茅先生这个展开中的新时尚，正好在这方面敲响了警钟。

笑蜀：你已经不是孩子（1）

我为批评笑蜀写了两篇不短的文章。老实说，多年靠卖文为生，这种不挣钱的义务劳动实在很少做。所希望的，还是这些掌握着媒体上话语权力的编辑，能够有所反省。我不坚持认为我一定对。我发现错误后，马上会承认，而且道歉。这种事情我已经做过几次，有目共睹。在批评茅于轼的问题上，我当然可能犯错误，也希望有人证明我是错了。当年林达批评我关于麻省理工日本版画事件的言论，另有几个网友对我的攻击也极其激烈，是我们任何报纸所不容的。但是，我发现自己错了，立即道歉，而且对几位“骂”我最凶的人表示感谢。好在现在有博客，几度交手的记录都在那里，大家查一下就知道了。

可惜，关于茅于轼的问题，并没有人能说服我，大部分老百姓也没有被说服。这是护茅派必须面对的现实。对此不能面对，突然转向对我人格的攻击，就有些“走火”了。所以，读了笑蜀《忠告薛涌：你需要上做人的启蒙课》一文，不免吃惊。当然，如同我一向说的，我并不介意这种人身攻击。事实上，我在国内发表了许多文章，涉及许多方面的问题，也得罪了许多人。可是，对我的回应，几乎全是谩骂和人身攻击。对此我并不抱怨。当个哪怕是小小的公共人物，都必须承担这些。我只是遗憾：除了这些人身攻击外，你们还有别的吗？而且，人身攻击是否可以高明点，有效点呢？

请看，这就是笑蜀的文章的开篇：

薛涌据说是个学者。他如果真成了学者，那只能说是学术界的悲哀。做学问，尤其做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功就是求证的基本功，要做到胡适说的那样，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但这个基本功薛涌只能得零分，他说话基本上是不要证据的，他说是什么就是什么。比如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