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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周，行长秘书来电话，告诉我，沃尔芬森要约我喝咖啡。

于是，在十二楼的行长办公室，时隔半年，又一位世行行长向我提议，“有没有考虑加入世行管理层？”沃尔芬森明确地说明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想法，他说，“路易给我留下一个条子，请你加入管理层。我觉得这个主意很好，你考虑过没有？”

我坦率地说，虽然当时路易找我谈了他的想法，但是他不久就过世了。

“我想再次重申这个建议，你是否有兴趣加入世行管理层？”

我表示感谢他的信任，不过作为执董，我要先向中国政府请示汇报。

“请你尽快向你的政府请示，我想请你当主管人事的副行长。”

咋听到这个职务，我不由的面露难色。根据我对世行15年的了解，和从管理层的接触中，我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管人事的副行长因为得罪人多，从来没有好下场。

沃尔芬森也看出了我的难色，他马上说，“你好象对这个位置不感兴趣，那么让你管世行的战略和改革如何？”

我的身子震了一下，当即坦率地告诉他：“我对世行了解得不够深入，要管理战略和改革，恐怕不合格。另外，我才38岁，你不觉得太年轻吗？”当时，世行的行长级官员平均年龄50岁以上，我是有这样的疑虑的。所以才这样问他。

在年龄问题上，沃尔芬森显然不予考虑，他手一挥，干脆地说“我30多岁就做投资银行行长了，不到40岁就自己开公司了，38岁一点都不年轻。”

我开始喜欢起这个干练通达的行长，我说，“我会好好考虑。谢谢你的看重。不过我个人的决定最终要服从于我的国家。”

沃尔芬森见我松口，也喜形于色，“你的国家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件好事的。我不相信北京会拒绝这个竞争性的岗位。有人在世行担任高级职位，对中国是一件好事情。”

走出行长办公室的当天，我立即向北京报告了沃尔芬森与我的谈话。过了几天，急于搭建管理核心团队的沃尔芬森又来催促此事。他说，“上次谈话之后，我又想了想，如果你对管理人事和战略没有把握，路易的想法还是好主意，你可以来当副行长兼秘书长。这样有两个好处，第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作，包括处理与董事会的关系；第二，秘书长可以做为我的核心班子成员之一，可以更方便的帮助我做其他工作。”

我对副行长兼秘书长这个角色也比较满意，当即回答他，“我如果来，当秘书长是最好的切入点，第一我比较熟悉世行，第二，可以更直接地帮助你，第三可以对银行有全面的了解。我愿意考虑，但要看我们国家的态度。”

就在这时，北京的答复也来了，“可以考虑。”

1995年9月，沃尔芬森按计划访华，在与###副总理和时任的财政部长刘仲黎见面时，他分别单独地向他们两位提出了我的任职问题，两人都表示同意。就这样，我由中国执董转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

这其间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沃尔芬森敦请我出任秘书长的时候，有人提醒说，早在1976年，当时的世行行长麦克马纳曼曾经有过一个规定，凡是执董转任世行职员，必须“冷却”一年。也就是任何执董在离任一年内不能到世行任职。沃尔芬森为此专门与世行的法律总顾问埃及籍的希哈塔（Ibrahim　Shihata）协商，总顾问的回答是，这个人如果是章晟曼，能办成；你可以要求一个“豁免”，因为他在执董们中的声望很好。

沃尔芬森还不放心，又去找董事会的两个召集人协商，一个是沙特阿拉伯的执董，一个是荷兰的执董，他们都表示支持“豁免”。荷兰的执董在离开行长办公室后，还兴高采烈地径直跑进我的办公室来表示祝贺。

1995年11月　1日，沃尔芬森正式向执董会宣布新搭建的世行七人核心管理团队，我以副行长兼秘书长的身份在列。从这一天开始我成为了世行第一个担任此职务的东亚人，也是当时世行史上最年轻的副行长秘书长。沃尔芬森在任命通知中特别写道：“众所周知，章的任命与70年代初麦克纳马拉行长的一个规定有冲突，此次我与执董会进行了沟通，作为一个特例获得豁免······”

沃尔芬森选我做他的副行长兼秘书长，并非心血来潮。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的能力和水平，考察了我在世行员工和执董中的声誉，另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