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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去报名，到了最后一天，指导员来找我说，“章晟曼你怎么没行动？你是团干部，应该带头才是”“，对呀！你学习好，应该去试一试呀。”在老师的命令和同学们的鼓动下，我报着试试的心态也去参加了考试。6月，通知发到学校，全国一共录取二十五人，上海五人，我的名列其中。通知要求，“7月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培训，8月出国。”

就这样，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垂青。母亲从一只大木柜子的底层为我找出了一件父亲曾经穿过的散发出霉味的老式西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款式的、带着资本主义气息的“奇装异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年头，我竟成为第一批二十五个穿上西装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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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2）

我和另外两个学生被分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当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直飞航班，我们只好绕道欧洲航线，在巴黎转机停留一天，使馆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传说”中的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让我领略到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洁净与繁荣。

在麦基尔大学，我们有选修学科的自由，与我同行的同学中，一个选了语言学，另一个选了国际关系，我则阴差阳错的选了经济学。这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事实上，尽管从中学毕业起我的人生就一再地与众不同，但是在内心，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很清晰的看法，　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比较明确的主见。选经济学纯粹是一次很率性的选择，当时我注意到国外报纸开始经常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似乎“经济”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主题，而在麦基尔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偶尔翻到一本塞谬尔森写的《经济学》，我被他的文字和描述的内容深深吸引，看上去经济学好象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

在蒙特利尔的三年，我系统地学习了经济学的原理和应用，同时，也基本过了语言关。

记得初到加拿大时，我听外国同学说话和看电视总是嫌人家声音不够大，恨不得把脑袋钻到别人的嘴里和电视机里去，而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听得出我明显的“东方口音”了。学校的生活是节俭而有规律的，每个月，中国大使馆给我们发125加元的津贴，保证我们过上简单而温饱的生活。我记得我们常常去离校园不远的圣劳伦斯河边的水产市场买螃蟹，因为加拿大人不大吃螃蟹，所以螃蟹特别便宜，2·5加元可以买一打。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吃一只螃蟹，一碗鸡蛋榨菜汤和一些青菜，似乎营养也就够了。

1981年5月，我毕业回国，当时手里还有100加元，我迅速地把它换成人民币，天真地以为我从此不用再出国了。

国家科技干部局也许是考虑到今后跟财政部要钱方便，便把我分配到财政部的外事财务司。到人事处报道后，副司长赵冰如给我分配工作，她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太太，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她对我说，“小伙子，你到世行处去干吧。你知道世界银行吗？”

我对世界银行略有所知。在麦基尔大学修国际金融那门课时，其中的一章是讲国际经济组织”，即：当时的关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当时学习的这些内容时只是一掠而过，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与这个机构将有什么关联。一切没有选择，只有服从，看来这一课还得补上。

被分到世行处后，我才开始认真系统地了解这个国际组织。

世界银行并非一家普通银行，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从1945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在致力于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帮助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在国际舞台上，世行扮演着各种角色，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国际争端的调解人、社会公正的代言人、世界经济的协调者、私人企业的倡导者、精明的贷款投资机构和慷慨的社会服务机构，“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帮助穷人”，这是它得以创建的初衷。

世界银行是全球要均衡发展的产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已经察觉到，要维护国际经济的均衡、避免两极化带来的战争后果，有必要建立一个金融发展组织，“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生产，并支持穷国发展经济”。在这些经济学家中，名声最为显赫、也对此最为热衷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在他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怀特等人极力游说下，1944年，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刚刚开打的时候，四十四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