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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我们”如何能够那么做？道金斯没说，但我觉得，模因视角实际上恰恰打开了我们满足他的宣称所需要的前景。这需要不少步骤。首先是：我们能够认识到，对模因——无论好的、坏的还是中性的——的使用，确实有着为人类打开一个原本关闭着的想象世界的效果。鲑鱼为产卵逆流而上时，或许有着千百种计谋，但她完全不能盘算放弃其繁殖计划的前景，并决定转而将其时光消磨在研究海岸地理学或尝试学习葡萄牙语上。
依我看，这一华丽新立场的创建，是真灵长类革命最惊人的产物。所有其他生物被进化设计为以繁殖成功这一至善为基准去估价所有选项，而我们则能够像变色龙变换颜色那样随时在千百种追求目标中轻易变换。鸟类和鱼类甚至其他哺乳动物，对狂热是完全免疫的，狂热是单单折磨着我们物种的文化传染病，但讽刺的是，文化是通过把我们变得对目标和意义以其他动物从未有过的方式更加头脑开放，而让我们对此类病症易感的（susceptible）。
当一个主体或意向系统（考虑全部因素后）就哪条行动路线最佳做出一个决定时，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最优性判断是从谁的视角出发做出的。至少在西方世界，特别是在经济学家中，一个差不多是默认的假定是，将主体当做一种点状的笛卡尔式福利所在地。我在里面能获得什么？理性的自我利益。但是假如在自我角色中必须有某些东西——某些为我们所考察的决策制定者明确“何人受益？”这个问题之答案的东西——那就没必要像通常那样做上述默认处理。一个作为终极受益者的自我，在原则上可以是高度分散的。比如，我可以在意他人或在意一个较大社会结构。并没什么东西将我限定为一个“我”而不是与之对照的一个“我们”。（如果你把自己变得足够小，你可以外部化几乎任何东西。）
一种传统做法是将此称为“无私”的在意，但它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对“真正”无私性的探究是个注定会失败的任务。注定失败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天使（我们不是天使，但问题不在于此），而是因为真正无私性的定义标准，如我们将会看到的，是系统性的不可捉摸的。最好想想人类审视自己的至善作为扩展自我范围的可能性的能力。我仍可将追求自身利益（NumberOne）作为自己的任务，而同时不仅将自己的身体，也将我的家庭、芝加哥公牛队、乐施会（Oxfam）应有尽有，包括在自身利益之中。
这里有一个以这种方式看待自我的好理由：假设我是一个主体，处于讨价还价情境中，或面临囚徒困境问题，或面对一个胁迫性要求，或面对敲诈企图。即便我在保护的“自我”不是我那个自我，即便我不是正试图保护譬如说我的皮肤，我的问题也并未因此得到解决，也未缩小，甚至没有被显著调整。一个知道我在意什么的敲诈者或捐助者，能够创设一种情境，在对我重要的事情上击中我，无论对我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已到达交响音乐厅的门口，但还有许多地方需要探索。我们必须看看文化进化——有时受制于生物进化——如何得以产生那些构成了我们的概念大气层、我们所呼吸的空气的社会条件，在其中我们的行为举止表现出我们怀有这样的信念：我们在具有道德重要性的意义上经常是自由的，可以去做我们决定的任何事情。
第22节，达尔文主义解释的多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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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尔文主义解释的多样性
伦理观念，政治、宗教、科学观念——所有这些观念和将其具体化的制度，在生物学时间上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也并无神奇之处。文化并非只是像一群空降细菌那样，在某一天降临到一队人科动物头上。要理解经文化传播的观念如何扩张了我们的自我，我们必须看看这些祖先主体必定活动于其中的那个环境结构。当我们这么做时我们会看到，各种很大程度上未经探索的达尔文主义假说，将在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考察中得到检验，正是这段历史创造了我们的文化遗产及其各种组成部分的存在理由。
当文化环境改变时，一种经文化传播的习惯可以在一夜间蒸发，而这可能会通过选择性环境传回余波，因而存在一个强有力的反馈回路去加速进化，而且经常是在我们会感到遗憾的方向上。沃尔特迪斯尼的卡通片《小鹿斑比》（Bambi）发表于1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