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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杉晋作虽然鼓吹“四民平等”，吸收平民和农民参加“奇兵队”，但他本身却往往摆出一副上级武士的臭架子。生前，他自称“奇兵队开辟总督”，率扈从、携艺妓、张羽伞，悠然醉步于下关街头，并告诫其妻雅子“须牢记武士之妻与町人百姓之妻的身份区别”。在他死后，雅子也因此始终不肯接受身居高位的伊藤博文与山县有朋等人的资助，说：“武士之妻，再穷也不能靠足轻辈的接济过活。”

再说所谓的“维新三杰”，那就是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即正文中提到过的桂小五郎，明治维新后，他受到大久保利通的排挤，愤而下野，最终于明治十年（1877年）病殁于京都，享年四十五岁。

大久保利通不仅排挤长藩的木户孝允，还同时打压原本志同道合的西乡隆盛，据说因为隆盛提出“征韩论”（主张利用对朝鲜发动战争来转嫁国内矛盾），大久保利通认为此乃不智之举，遂联合木户孝允等人把隆盛赶出了政府——不过也有专家指出，所谓“征韩论”最早并不是西乡隆盛提出的，而要说隆盛力主发动侵略战争，或许也只是刻意往他头上扣的屎盆子。

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之间的真正矛盾，其实是在于对待旧武士的态度方面，利通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就该全部清除掉，而隆盛则同情那些毫无谋生手段，即将因为废黜旧封建制度而变得一贫如洗的中下级武士们。于是最终隆盛离开政府回到萨摩鹿儿岛，聚集落魄武士，开办军校、维持治安，实际是建立了不受中央控制的独立王国。明治十年（1877年）二月，心怀不满的旧武士拥立隆盛为主，发动了对政府的叛乱，也即“西南战争”。叛乱失败后，西乡隆盛切腹自杀。

旧武士家族的后裔因此对这位失败的曾经想开历史倒车的家伙格外崇敬，一直到今天，日本人都称西乡隆盛为“庶民的英雄”。确实，大久保利通所掌控的独裁政府绝不是人民的救星，然而隆盛发动叛乱的目的又怎会是为了拯救普通的民众呢？

且说西乡隆盛被赶下台后，内务卿大久保利通独掌政府实权。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利通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当时局势混乱，晦暗不明的日本确实需要一个独裁者，但这样一个独裁者，其下场也肯定是悲惨的。就在西南战争结束后的翌年（1878年）五月，大久保利通在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隆盛的余党岛田一郎。

同样遇刺的还有足智多谋的大村益次郎，他在明治维新后担任兵部大辅一职，大力推动军事改革，吸纳各阶层民众从军，从而惹怒了保守派旧武士们，终遭暗杀。可怜的是，益次郎当时并没有被杀死，在病床上足足折腾了一个月，最终却因伤口感染而一命呜呼了。

●夺“玉”行动

孝明天皇庆应二年（1866年）六到八月间爆发的第二次“征长战争”，以十五万幕府军被四千长州军击败而告终。从此幕府威望直落谷底，家茂将军去世后，其后见人德川庆喜被迫下令终止战争，全线撤退。十二月五日，德川庆喜继任为第十五代征夷大将军，也是江户幕府的末代将军。

长州之所以能够在“四境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在于幕府的腐朽、诸藩联军的装备既差，配合度又不高，而长州则经过军制改革，装备精良，同时上下一心，士气高涨。此外，萨摩以及英国对长州的暗中支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当时英、法两国争夺对日本的控制权，英国认为幕府已经彻底腐朽，无法利用它来统治整个日本，因此转而支持藩政开明，并且逐渐打开国门的萨摩、长州等藩，希望实现以天皇为中心的雄藩联合体制——也就是坂本龙马所设想的那一套。而法国看到英国这种态度，反倒加强了支持幕府的力度。可以说，如果没有英国人掺和，长州未必能够轻松打赢“四境战争”，而如果法国人不在其中搅事，大概高杉晋作在战胜后会趁胜追击，直薄京都去吧。

且说这位志气冲天的高杉晋作，在“四境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呕血卧床，随即在第二年也就是庆应三年（1867年）四月十四日永远闭上了眼睛，享年仅二十九岁——查其病因，乃是慢性的肺结核。

而另一方面，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在继位前不久就开始了一系列幕政改革，内容包括购买武器，改革军制，改组幕府，以五位老中分掌五局，等等，在法国人的帮助下，颇有振作自雄，重新建立以幕府为中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