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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还没有出现在政治上活跃、能够代表全国同胞说话的印度人。应征入伍的印度军队的社会等级依然一如其传统。商人是不愿意因民族大义而使自己的买卖不去适应新前景的。人民群众或耕耘土地，或各安其业，对印度首府或世界各大办公厅所进行的事情，一概不闻不问。

印度各政党就是在此种背景下决定其对日益迫近的战争问题的态度的。国大党多年来所抱的宗旨是：印度不应该成为“帝国主义战争”的工具，它把西方国家之间可能发生的任何冲突都贴上这么个标签。1939年3月，国大党主席与国际事务主要权威潘迪特·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国大党的年会正成功地推动了一项决议，宣称“印度的当务之急是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由它自己掌握对外政策，以便同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保持距离”。潘迪特·尼赫鲁当时的著作使人想到，他在把英法和法西斯国家等同起来时是有所踌躇的。但这并未动摇他的结论，一般说来，也并未动摇国大党的结论，即印度在即将到来的战争中不应帮助英国。这一结论同印度本土不会沦为战场的估计是有关系的，其根据是绝对信任英国的海上力量，因为一个世纪来印度就是依靠这支力量的保护而未遭世界战争的灾祸。潘迪特·尼赫鲁于1938年1月写道：

谁会侵略印度呢？任何欧洲国家是不大可能进行如此鲁莽的冒险的，因为每一个欧洲国家都害怕它的欧洲邻国。苏维埃俄国肯定不会，它是不会侵略别国的。……而日本，只有当中国被彻底打垮，美国、苏联和英国也确实都被制伏，这时才谈得上真实地入侵印度。这又谈何容易。

在战争全面深入，日本业已侵入印度东北部以后，潘迪特·尼赫鲁（1944年夏天）追怀往事，写下了战前形势：

世界形势看来是在走向大规模冲突，欧洲国家集团是以英法为首，苏联则联合了若干东方国家。美国对这两个集团都保持距离。……印度舆论则不可避免地站在苏俄和东方国家一边。这并不意味着印度人已普遍赞同共产主义，尽管社会主义思想吸引了日益增多的人。中国革命的胜利受到热烈的欢呼，被视为这是印度的自由行将实现、欧洲对亚洲的侵略即将消灭的征兆。我们对荷属东印度、印度支那、西亚国家和埃及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深感关注。新加坡之变成巨大的海军基地，锡兰的亭可马里海港之兴建，看来都是为即将发生的战争进行普遍准备的组成部分，英国将试图在战争中巩固并加强它的帝国主义地位，粉碎苏俄和东方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虽然是尼赫鲁个人的看法，但完全可以把它看成是国大党知识界的代表性意见，而国大党是印度最大的和最全面的政党。许多国大党党员甚至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冲突抱着更消极的态度，他们采纳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主义。甘地这时以非官方身份在印度政治幕后施加了相当大的影响。但必须记住，绝大多数印度人是文盲，又加上十分贫穷，对这类事情是毫不关心的，除了自身经历外，对世界大事实在一无所知，甚至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对国际事务也远不如对印度国内问题那么重视。

很能说明国大党态度的特点的是，它强烈反对帝国议会于1939年4月提出的一项修正1935年宪法的法案，因为在紧急情况下中央政府得按该法案将共行政权力和立法权力置于诸省之上。此项措施被认为对印度在大战时的防务是必要的（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却认为无法容忍，因为这将使“将省政府不由自主地成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1939年春天和夏天，印度部队被派往亚丁、新加坡和埃及，国大党对此也抗议说这是“违背印度人民公开宣布的意志”，尽管认真研究过这类事务的人都懂得，印度的防务只有在印度洋周围地区方能支持住，而不能株守在自己的海岸上。这次出兵海外导致全印国大党委员会号召中央立法议会的国大党议员拒绝出席下届全会，并警告各省国大党政府“不得帮助英国政府的备战工作”。

穆斯林联盟的正式态度比较克制。迟至1939年8月28日，它的工作委员会才宣布，“决定世界大战爆发时穆斯林的态度尚属为时过早”。此种审慎态度似是出于几种动机。由于联盟的政策和力量主要来源于感情上的反印度教和反国大党，而不是反帝国主义——尽管在印度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原则上是不能把反帝的调子唱得低于国大党的——其领导人时刻准备着投入他们等待着的真正战斗。幸而联盟对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并没有象国大党那样一心一意地接受它，而是半推半就的，所以不受约束。联盟主席穆罕默德·阿里·真纳已预先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