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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世界大战全史》的序言中说：“世界大战（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之年，乃予赴欧之后一年；世界大战结束之年，乃予回国之前一年；故大战始末予得窥其全貌焉。予先后留学英国三年，法一年，瑞士三年；予所研究者为化学，暇则涉猎彼国史乘，以偿予夙好。”说明对历史的关注是他一向的业余爱好。有意思的是，他写世界大战史所使用的资料，有很多是他在这场战争期间刻意收集来的各地战报，经他按时间编纂，蔚成巨编。在瑞士的时候，他还收集到“同盟国”和“协约国”及中立各国的各种书报，以求能全面地分析问题。然而他还担心自己所见不广，判断不真，在大战停战并签定和约之后，他立马奔赴西部战场，到现场考察当时的情况（可惜当时所拍摄的现场照片未能保存下来，均毁于十年浩劫）。这种不辞劳苦地到实地去查访、考证的治学态度，尤为难得，的确是张家人勇敢和执著精神的延续。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打响时，很多留学生都打点行装回国了，张家也有人来信劝他回家。但是其父张弁群不允许，他力排众议，主张只要还有地方可以读书，就应当在当地把书读好，并且一再写信给他，谆谆告诫，一定要毕业才能返回。知其子莫如其父，果真，张乃燕辗转各方，不仅完成了学业，还收集了大量战争史料，使得他的《世界大战全史》这部巨著，除了文字，还以翔实的资料和众多的战争形势图著称。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1）

“肥皂箱上的演说家”

1924年春天，原先一向是爷儿们撑世面的西藏路大庆里张家，一下子变得像个女性世界，一群天仙般的青春少女突然“从天而降”。她们整天叽叽喳喳，情绪非常激动，常常在一起严肃而紧张地讨论国家大事，诸如街头流浪儿的收留问题、公共场所的卫生问题、吸毒问题、黄包车工人的生活境遇和安全保障问题等等。在别人看来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为奇的事情，她们却在大惊小怪，不能容忍，像是发现了中国非常了不得的社会大问题，需要认真对待，需要呼吁国家立即拿出办法来。她们时而唇枪舌剑，时而引经据典，有时一起涌向他们的父辈，一本正经地向大人们讨说法，甚至还走上街头发表演说，像五四时期的青年一样发动民众……

原来这是张静江的五朵金花回来了。

这五朵金花是张静江的前妻姚蕙生的五个小姐：蕊英、芷英、芸英、荔英、菁英。她们从小生活在法国和美国，初回上海，对中国的一切都是用西方的眼光来衡量，于是有许多地方弄不懂。他们又继承了父亲政治情绪热烈的感情细胞，于是遇到社会问题就不肯轻易罢休。

但这还仅仅是张家的半个花的世界。后来张静江的继配夫人朱逸民又为他生了五朵金花，即乃琪、乃恒、乃理、乃琛、乃珣，组成了十朵金花的可观阵容。另外，据张静江的账房先生李力经先生撰写的回忆录说，老张在元配夫人姚蕙去世，继配夫人朱逸民尚未“来归”的“真空时期”，还曾与一女子生下一个女儿，只是这个女儿后来随其母离开了张家，一般人就不记得她了。然而后来的朱逸民夫人还是念记她的。若干年后老太爷逝世，大家庭分遗产的时候，这位不知名的小姐也分到一份，是后五朵金花中的老大张乃琪送去的。可见，她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是保持着联系。当然，张静江家不全是小姐，还有两个公子，即张乃昌和张乃荣，他们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生的。

姚蕙夫人生的几位小姐从小跟父母来到了法国巴黎（菁英是出生在巴黎的），因张静江的通运公司最初就设在巴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安全计，他们全家移居美国。小姐们从小学弹钢琴，进当地最好的学校念书，还经常参加当地的社区文化活动，接受了西方的人文观念，对西方的音乐、舞蹈、美术都有很好的感悟，对美丽的服装尤其感兴趣。她们常常会弄来一些五颜六色的花布，几个人你拉我扯地在身上左缠右缠，或者左边抓一把，右边打个结，稍微一摆弄，就做出了时装模特儿的效果。弹钢琴更是她们的拿手好戏，她们坐在钢琴旁边随便切磋一会儿，手下就会流出属于自己的欢快乐曲。

父母对她们非常关爱，一旦哪个生了病，当父母的总是焦虑不安，不仅仅是像一般的父母那样，设法找来有经验的医生为之诊疗，还想方设法派人带孩子去海边城市疗养（现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三百多张张静江夫妇及他们的随员在巴黎时期的明信片，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为孩子治病和疗养的）。他们总是设法给小姐们最大的温暖和最好的教育。1如果不是她们的母亲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