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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她的中学同学姚锦新（姚依林的姐姐）介绍她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工作，从此一直干到退休。她英语和法语都很好，在播音紧急的时候，她可以拿着中文稿，流利地用英语读出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际部做编辑工作的15年中，她的工作一直受到领导和同事们的赞扬。退休后她还辅导了不少学生进修英语和法语，其中有准备出国交流的知名医生和工程师，也有准备出国留学的大学生，还有邻里的小孩子们，她都热心给予指导。

尽管平时工作很忙，但是下了班或是周末，她只要一逮住空闲，就一定要泡在音乐里。她的儿子说她只要往钢琴边一坐，就什么事情都可以抛到脑后了，简直就是“宠辱皆忘”。她在弹琴的时候，就像欢快的小鸟，眼睛也格外明亮，所以弹出的乐符永远是流畅、动听的。

但是张芸英毕竟是张家小姐，跟她的大姐一样，海外细胞要多于中国细胞，对许多社会上的事情经常是看不懂的。

到北京之初，她家没有保姆，她就得自己拎起篮子上市场买菜。有一次她买了一块肉，发现是块带骨头的肉。她就问买肉的：“您这肉里怎么有骨头呢？”那买肉的听了很惊讶，回过神来后，像是对付一个小女孩似的对她说：“没骨头，这猪能走路吗？”引得周围的人都大笑起来。

张芸英没词了。她想，是呀，这肉里面是应当有骨头的，因为猪身上的确是长骨头的呀！但是她记得在上海时，阿姨买回来的肉是没有骨头的。其实她没弄明白，在国外和上海的市场上，如果你说是买“肉”，那的确买的就是“肉”，里面是没有骨头的，因为国外和上海的宰猪方法是按西方的方式宰杀的。如果要买带骨头的肉，那便是“排骨”或是“肋条”等。而北京那时还是按中式宰猪法，菜场的售货员动辄把一条或半条整猪拎上来，往案板上一放，剁到哪里是哪里的。所以张芸英想对卖肉的提意见，反倒让人家给堵回去了。

12。张静江的十朵金花（8）

还有一次上裁缝铺做衣服，她看裁缝拿出一张纸样裁衣服，就说：“我人瘦，要裁得瘦一些，这个纸样可能不合适我。”那裁缝铺的人说：“我们这张纸样传了三代人了，人人合适，怎么到您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呀，为什么到我这儿就不合适了呢？是不是自己有什么问题呢？但自己的身材的确比一般人瘦些，那怎么办呢？没有办法，只好不做了吧。

……

诸如此类，张芸英都想不明白。

但是，在别人看来，张芸英也有令人想不明白的地方。她对党组织的坚信和在住房问题上的固执都让人家感到奇怪。不要说一般人想不通，就连国家主席宋庆龄也大为迷惑！

全国解放前夕，在百万大军即将渡江的时候，她父亲预感到情况不妙，从美国打电报来，叫她带着孩子赶快到美国来，飞机票都为之买好了。她不去，她认为中国人这么多，人家可以过，我也可以过。如果去美国，肯定要靠父亲，但是她丝毫不想靠父亲，而一心要自立。其父在美国去世后，后母朱逸民几次寄钱来，她都向组织汇报了，在一次思想小结中，还表示要把这些钱上交给组织部门。7

她跟她大姐一样，与宋庆龄一直保持着私人交往，并且相信共产党的办法是正确的。她们不大见面，但是常常通信。1960年代初，宋庆龄住进了北京后海原先的醇亲王府，她们通信更频繁了。她们的信不是从邮局走的，而是由宋庆龄的保姆李玉娥来回传递。有一段时间她们每周一信。李玉娥手提一个小篮子，里面放着信和一些好吃的食品，有时还有宋庆龄画的画。回去的时候就带去张芸英写给宋的信，或是她亲手做的小点心。

按说，你有宋庆龄这么个大后台，又是统战对象，诸如工作问题、房子问题、儿子落实政策问题等等，什么问题不好解决呀？在老百姓看来的难题，以她的身份，理应都是很容易解决的。但是她就是有“路”而不走，这就令人看不懂。

她在广播电台国际部的工作是同学姚锦新给介绍的。而房子，开始是借私人的，后来住在儿子家里。只有当儿子下放，她没地方住了的时候，才向组织提出了住房要求。这事被宋庆龄知道了，宋庆龄当然很着急，要求有关部门给予解决。宋一过问，事情就很快有了答复，决定分配给她一套三居室住房。

这不是很好吗？要是别人，高兴还来不及呢。可是张芸英不要三间，只要两间，坚持要把另一间分配给其他同事，她愿意跟人家合用灶间和卫生间。别人劝她不要犯傻，赶快拿下来。她不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