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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在外面读研究生，但是我知道父母亲为投资的事情吵得很厉害。1946年底的一天，我们开车去看望二叔公。母亲再次规劝父亲清算他的股票，父亲不同意。他们吵得很厉害。最后，父亲说：“别再强迫我了。否则，我就开车撞墙，杀了全家！”

到最后，他的经纪人迫使他对资产进行清理，因为这时他连自己的原始资本都赔进去了，股票比他五年半之前开始买股票时的市值还要低。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密友，自信的薛寿萱先生这时都没有办法帮他，因为薛先生和他的处境相同。只是薛先生拥有更雄厚的资本，在这场金融巨变中还可以挺得住，不过好几个跟着他做股票的亲戚，老本都赔光了。

父亲于1946年圣诞节，在灰心失望中回到上海。他希望从自己在中国的资产中清理出一部分，来开始在美国的新生活。但是在四个半月的时间里，他进展甚微。因为他名下的财产在他出国期间，都是交由他的姐姐张智哉代为保管的。抗战胜利后，张智哉自己的处境也不好（她在战乱中，曾把不少固定资产过户在别人的名下以求得到保护，但是这些固定资产有不少在战后被政府没收了）。他分拣了他收藏的珍贵钱币，把其中最好的2000枚带到了美国。

更可悲的是，从他1947年4月回美国之后，坏消息就一直不断。

1942到1946年间，他做股票生意挣了很多钱，他以为凭借自己的外交官身份，是会免税的。但是一回到纽约，他发现这是个错误。美国税务局给了他一张四万美元的税单。他的心都碎了，整个家庭也为之惊恐不安，因为这笔税单将把我们仅存的宝贵家产抵消殆尽。我听说了他的经济灾难，当时我在学校，我立即决定从学校出来，去找一份工作。我同时也下定了决心，一辈子都老老实实地工作和投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过分贪婪。由于上述的原因，父亲没有留下什么遗产，我和弟弟泽琏在大学毕业之后，全靠独立奋斗去完成自己的事业。也许我对于1946年经历的这场灾难矫枉过正了，以至于我一辈子都没有借过钱，甚至没有过房屋抵押贷款。只有一次例外，1954年结婚度蜜月时借过400美元。

14。张静江、张叔驯在海外的沧桑岁月（4）

当时有一位很有钱的中国商人，相信人们在战后一定会对中国的古董有很大的需求。他希望在纽约开一家古董店，请父亲收集一份详细目录，并且请父亲来经营这个店。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人到底是谁，因为父亲是在上海与他会面的。无论如何，这是这个陷入金融绝境的家庭唯一的一点希望。也许父亲通过这次冒险可以重操旧业。经过几个月的筹备之后，“东方良艺”商店终于在1947年春天开业了。我不记得太多的细节，因为当时我在纽约城外的一家工厂当工程师，也不经常回家。就我所知，这家古董店差不多在开业后的一年左右就倒闭了。自1948年1月份起，父亲就开始生病，时好时坏，却不知道自己已得了肝癌。

他于1948年5月29日逝世，当时我和我学校的一个朋友汪国瑞在他的身边。商店垮掉了。如果他身体好的话，这个店还能起死回生，因为他对古董生意非常熟悉，而且当时美国的经济已经开始复苏。

据医生推测，父亲在最后一次去上海的途中吃了受污染的食物，感染了病毒，损坏了肝脏。我却强烈地感觉到真正的原因是生意上的失败，造成他头脑的极度紧张，这严重损害了他的免疫系统，给癌细胞以发展的有利时机。同时，他也没有了活下去的念头，仍旧在为他在股市上的错误而伤心。

母亲请薛寿萱先生的助理卢子深先生帮忙安排葬礼。

我强烈建议葬礼简单一点儿。但是卢先生在妈妈的首肯下，无视我们的困境，在一个高贵的殡仪馆举行了葬礼。他们的理由是：在纽约中国人的上流社会里，我的父母是一对非常受尊敬和欢迎的夫妇，是有身份、有影响的人物，葬礼的场合必须符合我父亲的身份和地位。卢先生的眼光很准，服务很到位，大厅里放满了鲜花、花圈等，只剩下站的地方留给前来哀悼的中外朋友、亲戚、生意上的客户和熟人。来自联合国与华盛顿的一些中国官员和职员也来了，甚至连我的好多同学都来了。

因为父母的作风诚挚、直率而谦逊，所以他们一起在纽约的这9年里，赢得了所有相识的人的尊重。他们合群、热情、慷慨，在玩扑克牌和打麻将的时候也从不小器，更别提那些严肃的事情了。简而言之，用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