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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邹含之放出来！”她根本不在乎他说什么，她只是重复着自己。

人的一生都只是在重复相似的过程。薛村不是高佑民，他常常站在哲学的高度看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性格中的古怪因素，薛村有时候会像一个哲人那样陷入某种冥想。他觉得高佑民实在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有些东西原本就是预设的，譬如由他来当这个市长，与其说是组织的安排，不如说是命运的安排。但高佑民完全不懂得这个道理，他处心积虑地要证明自己才是最适合的市长人选。那次选举给薛村制造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理危机，他甚至有过退出来的打算，但他像相信命运一样相信组织，又像相信组织一样相信命运。最后，命运和组织还是同时选择了他，而不是高佑民。他以为高佑民会彻底明白的，他没想到他反倒更加变本加厉。薛村其实是一个很谦卑很低调的人，但没有谁会低调到让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人骑在自己的脖子上拉屎拉尿。太恶劣了。薛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就是希望每个人都能遵循命运的安排，各安其位，各司其责，用尼采的话说，一切都是顺序。薛村是这样理解尼采的，如果这个秩序一旦被打乱，那就非乱套不可。果然，出事了不是？乱了不是？

这是一个过程，从冥想回归现实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很短，当他擦干脸上的水珠，抬头再看时，镜子里的那个幽灵般的女人又像幽灵般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但奇怪的是，他并不感到轻松，反倒突然伤感起来，他内心深处有一派凄凉漫溢而出，滑过脸颊。他流泪了。这并非第一次。很多时刻他都会这样情不自禁地流泪。男人的眼泪不会像女人那样当着许多人流出来，男人的眼泪属于一个人的单独存在。他不停地往脸上浇水，像是要掩盖什么，又像是要浇灭什么，哗啦哗啦的水声却更加混乱了，夹杂着他粗重的呼吸。电话铃响了好一阵，他都没有听见。

梦城　第三十二节（2）

这个电话是助理巡视员老黄打来的，问薛市长什么时候上班。薛村立刻就猜到了什么，他信口就撒了一个谎，说家里来了几个上访的群众，他一时走不开。薛村暂时还不想和高佑民发生正面交锋，但他知道这场交锋是躲不掉的，但他想先把思路理顺一下。但高佑民还是搞得他有些措手不及，他正对着话筒跟老黄敷衍时，高佑民已从老黄手里把电话抢过去了，高佑民单刀直入，问：“老薛，邹含之关进看守所，是谁下的命令？是不是有人想在背后做什么文章？”薛村一下就笑了起来。他跟高佑民正面交锋好像从来没有胜利过，但那只是好像，一个人打太极拳时的那种底气，薛村从来就不缺乏。在薛村眼里，高佑民从来就不是强者，而是弱者，他可以做出一种高姿态，让让。可高佑民怎么就理解不到这一点呢，还是那么咄咄逼人气势汹汹的，不过，薛村还是打太极拳，他先避实就虚地笑几声，然后说：“哦，老高啊，我正要去医院里看你呢，你怎么就出院了？千万要注意身体啊，你本来就有病……”高佑民却不吃这一套，强硬地打断了他的话：“老薛，你赶紧过来吧，褚书记不在家，你是不是召集在家的常委开个会，看邹含之犯了什么法？是该砍还是该杀？”

“多大的事啊，搞得这么杀气腾腾的，为一个邹含之还用得着开常委会？”

薛村不笑了，又换了一种严肃的口吻：“老高啊，我看这事就交给公安部门处理吧，要相信下级嘛，他们的执法水平比我们高。”高佑民碰了这么个软钉子，在电话那端半天都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那边才又开口说：“老薛，听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很简单的一件事，别搞得复杂化了，这不但对云梦大桥的建设很不利，对整个梦城也很不利啊。”高佑民的口气明显地软了下来，他是很少说这种软话的，几乎是在求他了。

薛村立刻就猜测到，高佑民一定是在刘一鸣那里碰了钉子。

一个领导看一个下级是不是自己人，也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能看出来。高佑民在刘一鸣那里碰了钉子，就说明刘一鸣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意图。薛村想，看来刘一鸣这个人还是靠得住的，以后应该让他发挥更多的更关键的作用。

电频声还响着。高佑民显然还在那边等着，不肯放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