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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原因，何应钦只好明说：“没有老蒋点头，我岂敢轻举妄动？”李宗仁无法，只好请吴忠信打电话去溪口联系。蒋介石在电话里阴阳怪气地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吧。我是退休的人，还说什么呢！”何应钦在吴忠信身旁，听得明明白白，不寒而栗，脸色苍白，再次恳求李宗仁让他远离政界，告老还乡。“那不成，那不成！”李宗仁一再劝阻。他转身苦求吴忠信亲赴溪口一趟，请蒋介石给何应钦说几句话。

吴忠信到溪口向蒋介石一再陈说大局的利害。蒋介石毕竟是国民党的总裁，他虽内心十分痛恨李宗仁，但很清楚眼下不在表面维护党国的统一，那就更被中共取笑了，而何应钦毕竟是自己的人，他还敢翻天！于是假惺惺地苦笑道：“看在德邻弟的面上，我就给敬之说上几句吧！”他拿起桌上的话筒，不冷不热地对何应钦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接替那职务，你就答应吧！”何应钦深知蒋介石是说话不算数的，为防万一，向李宗仁建议以蒋介石的亲信黄少谷为行政院秘书长，盖欲借此表示自己当了行政院院长后接受蒋的监督。蒋介石当然同意，李宗仁也只好认可。

第二章　十字路口　9（1）

何应钦于3月23日就职。第二天，何召集行政院政务会议，重新指定张治中、邵力子、黄绍竑、章士钊、李燕（后又加入刘斐）为和谈代表，并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成立代表团。

中共中央对此积极响应。3月23日，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由西柏坡迁往北平。26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毛泽东主席1月14日《关于时局的声明》及所提八项和平谈判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谈判。并由新华社广播电台通知南京。

此时李宗仁在南京正为迟迟不见中共确定和谈代表以及和谈的时间、地点焦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而以“和”争取时间东山再起的蒋介石也焦急得在溪口成天绕室徘徊，深怕中共变卦；驻美大使司徒雷登虽不露声色，却暗地里派他的助手傅泾波通过各条渠道打听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现在突然一声霹雳响，南京朝野又惊又喜，接着忙碌开了！

何应钦先后召集四次会议研讨如何进行和谈。最后把四次会议研究所得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并附上《国防部所拟对于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作为到北平商谈的依据。其要点是“就地停战”和“划江而治。”

白崇禧对此颇满意。

司徒雷登在大使馆阴沉地笑着：“我希望出现一个新局面！”

蒋介石在溪口成天守在电话机旁，催促南京的亲信迅速向他报告情况。当他接到报告，和谈代表与何应钦交换意见时情况很不妙，代表团中以邵力子为首坚持要以毛泽东的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而何应钦要以双方完全平等为基础，两方各持己见，无法在一种默契下取得统一，急得把脚一跺，大声骂道：“敬之糊涂，误国！”他指着身边的蒋经国，“你快替我命令他们，不管拿什么做基础，无论如何要给我拖！”

但此时在蒋介石操纵下的各地顽固派，以“国大代表上海联谊会”、“留穗立法委员联谊会”、“留穗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等等名义，从四面八方向南京连续发出一片叫嚣之声。他们的种种高见，不过是蒋介石元旦求和声明的再版，而蒋介石的那篇杰作早已被中共方面批得一无是处了。

李宗仁对此哪能等闲视之。他心想要遏制这股势力，必须得到各地实力人物的支持。他首先想到的是湖南的程潜，于是急电长沙，邀程赴京商谈国事。

3月27日中午，程潜的专机抵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亲赴明故宫机场迎接。程潜胸有成竹，与李、白会谈，虚言周旋，气氛颇为融洽。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对程潜也空前热情，特地为他举行了一次便宴。这次宴会，表面上是一般酬酢，实质也是探询程潜今后的意向。老谋深算的程潜在席间一再表示无论是和是战，湖南与南京政府采取一致行动。司徒雷登闻罢十分高兴，极力赞扬，表示美国政府将尽力援助。

程潜不愿在南京久留，决定经衡阳回长沙。回湘前夕，与他私交甚厚的章士钊特地从上海赶来南京促膝长谈。这位早年曾与程潜一道赞襄黄兴，后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不是国民党党员，而又能得到国共两党信任的虎头先生，详详细细地向程潜介绍了他二月的北平之行。他极力推崇毛泽东，说毛泽东是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人物。他为自己的家乡出了这位人杰感到骄傲。他根据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