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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就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的渲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崩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幅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挡一面时，他才发现，同志们并不听他的。副职们的工作分配得很具体，请示汇报，都冲着书记来，他这个镇长，平时没有多少事情好做，就好像是聋子耳朵，只起到摆设和象征性的作用，在心里逐渐地出现了失落感。该由他办的事情，他也外推，动不动就说：“你们找书记去！”我也没有在意地去体会其中的微妙。终于，在正月十八下午要开一次党委扩大会后，我才觉察出，这家伙并非十分捋顺，他已经在暗中与我开始“较劲儿”了。

一般地说，我只要决定召开临时性动议的会议，都要首先和春亭打个招呼，甚至事先商量一下。有时，还要召集平奇、春跃等几个副书记们在一起先开一个“书记办公会”，把要研究的事情先通个气儿或者拿出个初步意见。但今天这个会议只是一个例会性质，我就没有那么过细地做一些必要的铺垫，让办公室王世贵主任写在黑板上通知了。对于这种通知方式，同志们都很熟悉。所以，到了开会的时间，应该是全员到位的，可这一次人有点不齐，大家探头探脑的，到会议室，看看是不是要开会？见我让通讯员小马把茶杯端上去了，大家才知道会是一定要开的。我因为有事，迟到了十几分钟，一上去，看到人基本上都到齐了，就差刘春亭镇长和镇长助理李立进。就问，“老刘呢？”大家说，“不知道。”办公室王主任说，“我们一直在找他，不知道去哪里了。”武装部长郑春发说，“贺书记，事先没有通知，我还以为这会不开了呢。”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就问，“世贵，让你们在黑板上写通知，没有写？”办公室主任王世贵说，“写了，写了。”大家有的说，见写了，有的说没有见到黑板上通知。正在吵吵中间，春亭和李立进才跚跚来迟，我有点不高兴，就没有理他。

散会后，我让世贵查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世贵说，确实写了，但黑板上就是不知谁给擦了。正在撕搅不清时，李立进过来说，“哎呀贺书记，吃过饭，刘镇长拉我一起去粮所一下，我说下午要开会呀，黑板上写着哩。刘镇长叫我给擦了，我以为不开会了，就把它给擦了。”我气得脸铁青，心说，“你这个老刘，想吊蛋了不是？”也没有再往下追查。老刘自知理亏，老实了好大一阵子。

大正月里，除了机关干部互请以外，街道上的几个头面人物，也都要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