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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肯尼迪任职的头四年里，他参加的两个委员会——劳工委员会和政府工作委员会——几乎没有处理过什么重要的立法工作。他想为政府工作委员会争取重要任务（例如调查院外活动）的努力和他想以自己在该委员会的席位换一个比较重要的委员会中的席位的努力都落空了。1957年，多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提名他为有声望的外交委员会委员，不过1955年当参议员肯尼迪还在欧洲时，我就曾有机会写信给他说：

林登·约翰逊终于成功地补救了他提名你为外交委员会或财政委员会成员所遭到的失败。他已推荐你去担任波士顿国家古迹委员会的委员：

尽管如此，综观他在参议院的八年，参议员肯尼迪还是可以为他在委员会中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工作、为他参与的重大辩论、为他帮助挫败了不一定有益的措施，以及为他可以居功的一些较小的法案、修正案和法案修订而感到自豪。所有这些工作并不是尽人皆知或引起争议的。例如，他首先提出的那项决议案，导致了“三人智囊团”就西方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援助标准所作的研究。这件事极其重要，但很少被人提起。回顾一下他的投票记录以及他所倡议的、尔后又被通过的法案和修正案，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日益扩大的视野、日渐加深的信念，以及对选民、对各种思想日见增长的兴趣。除了因病缺席外，他在唱名投票时的出席记录有所改善——虽然由于他在1959…1960年的竞选活动和他在委员会中责任的加重，在时间上往往不免发生冲突。（1961年，肯尼迪在维也纳会见尼基塔·赫鲁晓夫时曾提到，当这位部长会议主席访问美国时，他们曾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会见过。赫鲁晓夫回答说：“我记得……那天你迟到。”）

同其他参议员的关系

参议员肯尼迪始终不是参议院核心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个“俱乐部”的影响被它的辩护人和它的诋毁者共同夸大了。肯尼迪太年轻、太自由主义、太直言不讳。在他担任第一任参议员的初期，在参加一次全院的辩论时，他离开他的后座向前排靠拢，暂时坐到了参议院中的“老前辈”卡尔·海登的身旁。海登四十多年前就已经进入国会了。肯尼迪一贯对历史感兴趣，于是他问参议员海登，在这段时期内，国会如果有变化的话，到底有些什么变化。海登回答说：“从前新议员是不发言的。”

不过即使在肯尼迪担任参议员的初期，年资较长的参议员也会同意海军第一次提升他时所写的报告：“很乐于工作，工作非常认真。”几乎所有的参议员都喜欢他和尊重他。民主党内的同僚也很赞赏他，因为请他在捐款宴会上发言或在电视报告会上露面，总是有求必应的。他的亲密的友人既有约翰·谢尔曼·库珀这样的自由派共和党人，也有乔治·斯马瑟斯这样的保守派民主党人。他对院内辩论所作的贡献，以细致的事实和冷静的逻辑性而受到了好评。他在委员会里和在全院的独立投票被誉为明智、勇敢和克制的产物。

在他的同事中，他并没有真正的“敌人”——可能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缅因州的女参议员玛格丽特·蔡斯·史密斯。肯尼迪在1963年把她称为“一个很可怕的政治人物”。在他为其他新参议员竞选人奔走期间，史密斯把肯尼迪替跟她竞争的一个民主党对手所作的竞选活动看作是对她个人的冒犯。她是持这种看法的唯一的共和党参议员。

另一个“敌人”是威斯康星州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麦卡锡和肯尼迪有很多理由应该接近。没有一个州比马萨诸塞州拥有更多的支持麦卡锡的人。没有一家报纸比波士顿《邮报》更忠于麦卡锡的全部事业。在1952年的参议员竞选运动中，麦卡锡没有在马萨诸塞州发表演说，由于肯尼迪和洛奇两人都拿不准这会产生什么影响，就都没有对他的做法提出疑问。麦卡锡的委员会在1953年曾聘请鲍勃·肯尼迪做他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以前，他曾到科德角去拜访过肯尼迪家的女孩子们。有一段时间，他还受到过肯尼迪大使①的嘉许。

①指约翰·肯尼迪的父亲。——译者

但是麦卡锡追查赤色分子、左倾分子和追求头条新闻等滥施淫威的做法，往往践踏了那些无辜者的自由权利和情感；约翰·肯尼迪是一个富于理性、通情达理的人，不可能对所谓麦卡锡主义的极端主义无动于衷。他投票反对批准麦卡锡的朋友罗伯特·李去主持联邦交通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