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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国防部谋求履行它对纳税人的职责，按当时最低的价格购买钢铁。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向总统报告说，钢铁工业的行动可能会使国防费用增加十亿美元。这并不如广泛报道所说的，仅仅是由于钢铁价格的上升——这在总数中只占一小部分——而是由于紧跟着钢铁涨价，所有其他经济部门也将提高成本。麦克纳马拉曾作出指示，“为了使钢铁涨价对国防费用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要研究利用代用材料，并且“在可能的情况下，改向没有涨价的钢铁公司去购买国防生产所需要的钢铁”。

任何一位谨慎的钢铁消费者都会采取同样的做法。在布劳晋见总统以后，总统召见了麦克纳马拉讨论这个办法。国防部长强调了自己的这种意图，宣布同没有涨价的很小的卢肯斯钢铁公司订立北极星装甲钢板合同。他注意到，美国钢铁公司和卢肯斯钢铁公司是这种高强度钢材的仅有的生产者。总务行政管理局、国际开发署和其他机构也打算作出类似的声明。但这不是一个强大的武器。就其本身来说，并不足以说服少数没有参加集体行动的公司不去加入涨价的行列，而且等他们一宣布涨价以后，这个武器就完全无用了。事实上，给予卢肯斯钢铁公司的奖励是在这一斗争行将结束时才宣布的。

其次，司法部谋求履行它的执行法律的职责，要着手调查许多公司在完全不同的财务情况下，同时宣布作出一系列同样的涨价——这既非由于成本增加，又非由于需求增加——这是否反映出正常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还是偶然的巧合、还是一种共谋或垄断。不论答复是什么，我很怀疑在钢铁工业长期密谋操纵价格的情况下，任何一届政府的任何有自尊心的反托拉斯司竟会袖手旁观。在一个竞争性很强的行业里，没有一家公司能够在提高价格时深信所有其他公司实际上都会紧紧跟上。联邦贸易委员会曾于1951年命令钢铁工业停止某些垄断行为，这次它也宣布要重新开始对钢铁工业进行调查。一位著名的学者称赞总统的行动说：“钢铁工业并非真正是个竞争性的市场，而是一家大公司。”反托拉斯法的一位主要教授写信给我们说：

在严密的垄断组织里，领头定价是不可避免的，虽然不是露骨的。它们习惯于共同行动，担心遭受歧视，同时又不存在潜在的新竞争者。……法院行使谢尔曼法的潜在权力……有足够权限……改组钢铁工业的领导成分。

我们并没有试图进行这样的改组。在随后的两年中，当反托拉斯部门控告钢铁工业密谋操纵价格的七份重大的控诉状都成立以后，对肯尼迪兄弟马上召集大陪审团进行调查一事进行攻击的那些人，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一个大陪审团于1964年4月就最大的一份控诉状作出了判决。该陪审团是从肯尼迪兄弟组织的上一个陪审团那里取得情报的。

1962年4月，使反托拉斯官员特别感兴趣的一件事就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总经理马丁在布劳宣布涨价前不久发表的一项声明——说这时不是涨价的时刻。但是伯利恒钢铁公司是首先加入美国钢铁公司一起涨价的。这是一种玩弄阴谋、实施垄断、蓄意欺骗的证据呢，还是象他们自称的那样，是对他们的讲话引用得不正确呢？反托拉斯司有责任予以查明。联邦调查局人员的正常工作是为政府各个部门调查事实，他们不仅访问了所有公司的高级行政人员（美国钢铁公司的总顾问告诉他们，他和他的同事“太忙了”，当时无暇与他们交谈），而且也访问了采访过伯利恒钢铁公司会议的三个新闻记者（他们都支持自己的报道）。

我为星期四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会议所草拟的文件中仅包括两个明确的项目：反托拉斯和国防部采购行动。虽然这两个行动都助长了事情的重要性的总的气氛，但两者都没有提供撤销钢铁涨价的措施。出席那天早晨八时五十分的会议的，除总统和我之外，还有罗伯特·肯尼迪先生，戈德堡先生，麦克纳马拉先生，霍奇斯先生，财政部副部长福勒先生，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狄克逊先生，沃尔特·赫勒先生，拉里·奥布赖恩先生以及几个次一级的内阁成员和助理。大体上就是这一批人组成的战略小组在第二天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