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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愿意事先规定一个确切的年份，只提到“这十年”作为期限，这样他以后可以解释为1969年或1970年。事实上，詹姆斯·韦布把这样一种预想告诉了他，即预期在1968年下半年实现的月球之行，将作为他的第二任任期的胜利的顶峰。（根据先前对空间计划提供的支持的程度来看，这一飞行如果实现的话，也决不可能在七十年代中期之前。）不管日期如何，这项保证的目的是使人们感到极端需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整个空间计划上，并且有一种实现它的迫切感。登上月球并不是所要进行的唯一的空间工作，不过这显然是现代史上人类的伟大冒险活动之一。

总统告诉国会：“这个时期，没有一项其他的空间计划比这一项对人类影响更大或更为重要……实现起来也没有如此困难和如此昂贵。”他说，这将需要把它置于国家最优先考虑的事务中，需要从其他重要的活动中抽调科学人员和资金，需要更大程度的献身精神和纪律性，并且要杜绝长期以来干扰着空间计划的一切小规模的怠工、竞争和人员变动。

就十分现实的意义来说，这将不是一个人登上月球……这将是整个国家登上月球。因为我们大家必须为了把他送上月球而努力。……这不仅仅是一场竞赛。现在，空间已向我们敞开大门；我们热衷于分担对空间的探索，并不受到别人在这方面努力的限制。我们进入空间，困为只要是人类必须承担的事业，自由人都必须尽到自己的一份力量。

在乘车驶回白宫时，他告诉我，国会欢迎他这项保证的例行掌声，使他感到热情不足。二百亿美元是一笔巨款。议员们知道有许多更好的途径可以花费这笔巨款。我坐在讲坛旁边，觉得总统在努力争取议员们的支持时显得很紧张。突然，他差不多完全撇开他准备好的稿子——这是他向国会发表演说时唯一的一次——以表示他注意到他们在承担一项代价如此昂贵和时期如此长久的义务方面所面临的责任。他说：“除非我们准备进行这项工作，并挑起使之成功的重担”，否则干下去就是毫无意义的。他的声音听起来很急切但有点不够坚定。

几周之前，我们成功地把艾伦·谢泼德海军中校送入了空间（虽然没有纳人轨道）。这件事很帮忙，国会几乎一致投票拥护这项总统称之为“美国新的伟大的事业”。那一年，空间预算增加了50％。次年，它超过了1961年以前历年空间预算的总和。重大的新设施在得克萨斯州的休斯敦、佛罗里达州的卡纳维拉尔角（现称肯尼迪角），以及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为美国空间探索事业进行的或由之而产生的研究工作，推动了从医药到金属制造业几十种其他领域的发展。由于1962年2月约翰·格伦上校的轨道飞行，那年较后时期经过金星的带有仪器的飞行，以及使用通讯卫星转播电视节目（包括一次总统的记者招待会）的实现，美国空间计划才真正开始得到了扩大和加速。

总统说，美国仍然不是名列第一。赫鲁晓夫主席发表了各种听起来似乎是漫不经心的声明，例如，在维也纳提出的建议，说什么美国更能第一个登上月球，而后苏联再跟上，这都没有使他上当。他也没有因为国内持不同意见者群起反对而裹足不前。他注意到，每当苏联获得一项引人注目的成就，就有人要求我们在一项应急的“曼哈顿计划”的基础上多搞出点名堂来。在美国每进行了一次宇宙飞行后，就有人要求世界承认我们所取得的优势。但在各次飞行的较长的间隔中，总有人要求——有时出自相同的政治和报纸来源——削减我们的空间预算和放慢我们的时间表。纳税人抱怨费用太大。科学家抱怨说，更重要的活动受到了忽视。共和党人开始散布这样的论调，说空间计划是“白花钱”，是“要科学幻想的花招”等。

但是总统一旦迈开了步子，就不再后退。对于那些认为把这笔钱用来消除我们这个星球上的贫穷无知更为值得的人，他指出，我国有财力把这两方面的事业都办到，但提出前面那种意见的国会议员，不论空间计划的规模大小如何，似乎都不会投票提供更多的福利基金。对那些批评他把力量集中在登上月球的计划上的人，他指出，这是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科学研究力的焦点问题，约有六十项其他互不相关的工程占去了空间预算的将近四分之一。对那些争辩说单靠仪器本身就能完成这项工作的人，他回答说，人是“一切仪器中最了不起的计算机……〔人的〕判断力、勇气以及……吸取经验［的能力］仍然使人”在各种仪器中居于“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