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晓夫和戴高乐两人的需要和愿望都是十分符合的——刁难美国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戴高乐爱说的一句话）控制着欧洲——因此应该加以核实。幸而，它被证明是无稽之谈，但是这种可能性促使肯尼迪在随后的一连串会谈上提出了许多质询。

总统委派戴维·布鲁斯和迪安·艾奇逊提出报告并召集所有的大使和西方问题专家在1月和2月间举行了一连串冗长的会议，调查研究和重新估计了这一问题。在这些会议的基础上，总统作出决定认为在战略上不需要作根本的改变，其理由有以下四点：

1。甚至最骄傲、最多疑的欧洲人也拒绝站在戴高乐一边攻击北约组织和美国人。在戴高乐的梦想能够实现以前的漫长岁月中，他们珍视美国同他们的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比之同苏联人的关系可取。而且在戴高乐一阿登纳的家长式统治下，他们在欧洲统一中的利益也不会得到满足。

2。戴高乐要实现的包括一个和解的德国在内的统一的欧洲，同样也是肯尼迪的目标。他们的基本分歧是在于采用的方法和关于英一美参与其事的问题，但是总统说，“自由的统一”。

从不基于意见的一致。……不论我们在减少……对柏林的威胁方面取得什么成就……我们都是以联盟内部问题增多为代价换来的。……在牵涉到原子的那些问题上……必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是一定会存在的，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

况且，同新闻界所谈论的戴高乐的“宏伟计划”挫败了肯尼迪的“宏伟计划”这种报道相反，肯尼迪始终没有把多边核力量计划或者英国进入欧洲经济共同体看作是美国对外政策的基石。他也始终没有认为欧洲一体化的步子、进程以及人物是由我们来决定的事情。

3。虽然他悄悄地取消了早些时候作出的向法国出售飞鱼核动力潜艇的安排，但是任何想惩罚将军的尝试，想同他吵架或同他争夺德国和其他国家的忠诚的尝试都只会对戴高乐有利。在此以前，没有一个美国总统能够制止戴高乐藐视北约组织和坚持拥有自己的核力量的态度。这时想通过与其他国家达成新的军事、经济协议来孤立他的一切有关建议，或取消美国的一些保证，都只会阻碍大西洋伙伴关系的长期发展。

4。最后，他认为，为了安抚戴高乐而依照他的条件向他提供核武器是没有好处的。一年以前，尽管将军一再重申法国不要求什么（也不提供什么），总统——在五角大楼和我们驻巴黎大使的敦促下，不顾白宫和国务院大部分顾问的反对——曾经重新审查了我国反对援助法国发展核武器的意见。当时他断定，这种援助并不会争取戴高乐将军来支持我们的目的，只会加强他自己的目的。尽管反过来我们在军事上也许会获得少许好处，然而将军要充当全欧洲代言人和摆脱英美影响的愿望并不会改变。他想不受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控制，并在北约组织以外成立一个三国核理事会的愿望，只会受到鼓舞。而比以前更加突出地被排除在外的西德人，必将就其对大西洋联盟和取得他们自己的核武器的问题，重新考虑自己的态度。总统于1963年2月写信给一位著名的评论家（他曾经要求总统向法国提供核武器，认为这将使戴高乐的小小的核力量能促进我们的核力量）说：

我认为，把拥有核武器库看作是所有主权国家的合法的和合乎需要的特征，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如果我们往后将被卷入一场核战争，那么在决定发动这场战争时我们难道不该有发言权吗？维护美国的利益……难道不是我的首要的职责吗？

虽然如此，在拿骚会谈以后，肯尼迪曾经准备就核武器问题同戴高乐展开全面的会谈，承认法国是一个核国家并提供关于武器或许甚至核弹头的援助，如果法国按照某种类似拿骚的方式，把他们的力量与北约组织联系在一起的话。后来在1963年——在禁止大气层核试验条约签订以后——他同样准备帮助法国发展地下核试验的技术，以换取法国在该条约上的签字。但是戴高乐对于以上两事的否定的反应——由于他对多边核力量有所怀疑，1月间他的这种态度更为坚决——使得认真的谈判成为不可能了。

总之，总统得出的结论是，无法采取什么步骤来改变戴高乐的行动，也毋须采取什么步骤来对他的行动作出什么反应。这是一个他私下反复考虑的、令人不安的结论。但是随着西欧和赤色中国变得强大起来，而且已不大依靠各自的大国后台，肯尼迪断定，东西方阵营内部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事，而古巴事件后紧张局势的缓和势必将扩大这些分裂。他无意挑起紧张局势，使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