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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装部队、约翰逊以及克莱的任务，其基本目标都在于重新燃起西柏林的希望。西柏林的精神已为柏林墙所损害，它的作用改变了，它最终作为重新统一的德国首都的前景变得暗淡了。赫鲁晓夫预言，西柏林很快会成为一个奄奄一息的、凋敝的城市。许多西方人也看不到有什么希望来诱使新的工业和劳动力到这里来，或者甚至没有什么希望劝诱现有的城市居民留下来。有些人主张将这一城市完全并入西德，可是肯尼迪认为这就会失掉使这个城市重新统一的一切希望，只会引起苏联人进一步采取行动，而西方实际上一无所得。取代的办法是从上述三项任务出发，在沃尔特·罗斯托①领导下，作了一次重大的努力，以维持和增强西柏林的活力——提高它的经济、教育和文化的作用——吸引年轻的家庭、新的投资以及争取世界的同情。这种努力是成功的，在随后的一些年里，西柏林不仅能生存下去，而且繁荣起来。

①沃尔特·罗斯托当时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麦乔治·邦迪的副手。——译者

然而，这堵墙继续存在，它是紧张局势的可憎根源。在一个阶段，西方和苏联的坦克和军队在防栅两边互相对峙，直到苏联人向后撤退。美国为表明我们有权进入东柏林所作的试探——不顾红军关于西方人在西柏林应离开墙一百米以外的警告——都是成功的。可是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由于一方相信对方会让步，而促成一种双方都无法让步的局面。苏联在9月份恢复核试验，加强了交战的气氛。

总统迅速地建立起西方地面部队的实力（尽管始终没有达到理想的水平，因为我们的盟国没有按比例增加它们的部队），大幅度地修改对柏林的应急计划，以便在需要作出反应时有更广泛的选择。他推测那一重大的对峙将在何时出现苏德和约将在何时签订，而切断通道的行动将在何时采取。可是这种对峙始终没有发生。1961年12月的限期过去了，并没有签订任何条约。危机的势头慢慢地、不知不觉地低落了下去。但时而由于在柏林墙或通道上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危机又会突然加剧。最严重的一次是在1962年头几个月内，苏联对于从西德到西柏林的空中走廊蓄意进行的试探。苏联飞机投下金属反射体来干扰我们的雷达，飞近我们的飞机进行骚扰，苏联人看来似乎在尽一切可能来同西方联盟捣乱，使之分裂和失败。可是按修订过的应急计划以及诺斯塔德将军沉着的领导下，所有的飞行继续进行，增加了战斗机，并且警告了共产党集团各国，阻碍空运将使它们的飞机不能进入北约组织国家。干扰终于结束了，危机的势头再次低落下去。

我们必然假定，危机趋势的消退，部分是由于赫鲁晓夫更清楚地认识到，把通道交给东德人是极其危险的冒险行动，部分是由于东德人口迁徙的终上，从而减轻了要他立即采取行动的压力。可是，危机趋势的消退也由于肯尼迪终于成功地使得他那一方既准备好谈判又准备好战斗，并把东西方的武装对峙转变为口头交锋。总统说，“温斯顿·丘吉尔说过，最好是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而不是战争，战争。我们将继续争论下去，争论下去，看看我们是否能产生有效的成果。……这就（是）目的……征召十六万人（以及）使我们的国防预算追加数十亿美元……而不是进行一场核战争。”

然而，为了要争论下去，争论下去，肯尼迪必须克服他自己政府内部以及西方联盟内部的激烈的反对，可以说，他从没有在任何一方取得完全的成功。我们外交姿态的改进比我们军事态势的改进要慢得多。国务院中一些“德国通”不仅是——正如某些人所谴责的——忠于杜勒斯…阿登勒的老路线，而且与一些苏联事务专家相反——这些专家认为赫鲁晓夫的主要目的之一至少是东欧的安全，并且认为西方应当提出一些新的建议——他们基本上相信，在这种局势下苏联的真正目的是破坏西方联盟，而除了提出一些显然完全不能达到目的的建议外，对进行任何其他谈判的愿望都是软弱的表现。他们认为这里没有什么可谈判的，因为苏联人在中欧没有我们可以退让的合法利益，并且西方也不希望作出苏联人可以接受的变动；对被一再拒绝的原有的“西方和平计划”的任何修改将被西德人看成是出卖。因此，国务院对总统所提新建议的要求作出反应很慢，并且在同盟国对等人物会谈时也很慢表示看法。

在西德，普遍存在两种忧虑：既担心盟国立场不坚定，又担心它们立场坚定。我们驻波恩的大使馆指出，当西德人受到战争威胁时，他们欢迎作出让步，可是随后又抱怨说西方本来可以干得更好一些。阿登纳政府——一位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