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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地把那些东西顺带往屋里送，后来送的差不多了，他就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屋的前面抽烟，因为月亮已经从东边升了起来，在这泥屋的前面能够看清大小二的脸。后来他到屋里去了一趟，出来时他压低声音对我们说，他要骟了他们。他把这话说得声音很大，像是在向里面的人重复着他刚才进去对他们讲过的话。屋子里一片黑暗，只有朝那片半开的木门的方向才能看清那挂着的某一个人的一条腿，那泛黄的解放鞋散着鞋带，只有脚尖挨着地，借一点力气，挂在那扁担上更加的痛苦，在那根挂着他们手的扁担的前边还有一根长长的应该是从仓库中抽出来的长棍，我知道这根棍子因为我曾在大小二家的后院见到过，他有时拿着这根棍子胡乱地飞舞，他把那些人的下巴统统搭在那根木棍上，这样扁担和木棍一高一低，一端挂着手一端搭着下巴，把这群人夹住了。他要骟他们的恐怖的场景，我们是没有见到，但一切都按真的来，我听到他走进来对着那个被绑到拐角的王法洪说，他已经准备了麻药，一切都和手术一样。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有这个条件，他说保证会和医院的一模一样。我们在门口听见那被挂着的五个人是整齐一致的发出那种扭动，因为他们的嘴被堵上了，假如你不去观察他们的眼睛，你无法记住他们的表情。我曾想跨进去看一看他们的嘴脸，但我终究没有进去，因为我知道事情总会有意外，不会这么简单。那时我甚至在想，假如不疼痛，即使割了他们也是人道的。我和小五就一直在门外面，听见大小二在里面一边挥动他的手术刀，一边敲打着那种医院里放针管用的像饭盒样的铁盒。我们不知道在外面站了多久，月亮都升到了中天，大小二才从里面出来，我看见他的手上全是红色，他向我们解释这不是血，这是红汞，一切都做完了。后来，大小二收拾好了那个麻布包，走出了那间泥屋，并把另一扇紧关的门板也踢开，这时我们顺着山冈上的土路，向着公路的方向走去。我和小五不说话，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后来我们在公路上坐了很久，大小二坐的位置是那个刻着数字的公路的石碑，而我坐在沟渠边的土坎上。后来还是小五跑回了那间泥屋，因为他发现总要有人回去，要对事情有一个了结。大约十多分钟他就回来了，他说他放下了一个人，解开了一个人的绳子。至少听他的口气没有一个人死，但嚎叫是有的。我们从泥屋往长冲方向走时，都能听到泥屋传来的歇斯底里的疯狂的嚎叫。我不得不承认在我的少年时代，我既幼稚同时也很草率，不仅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对于朋友的事，对生活的观察以及对那些似乎要强烈压在你头顶上或者眼前的事，也不像今天这样总是富有主见。

那晚我一直在替大小二担心，因为我总觉得过了这个黑夜他就会消失的，但事实证明我是错的，因为就在我们快要过将军山的时候，小五和大小二在那个岔路说起红汞的事情。后来我才知道大小二只不过是吓唬他们，扒光了他们的裤子，用从医院里搞来的整瓶整瓶的红汞泼洒在他们的身上，那些不停发出的嘭嘭作响的手术刀和铁盒的声音只不过是他咬牙切齿地在那些人面前晃荡时所敲出的，但对于那些孩子来说这并不亚于一场真实被阉割的经历。那曾被吊起打麻药直至放下再至看到自己满身红色的惊恐，并不亚于真的被人割掉。现在我还记得那间泥屋子，至少在那十几年以后，我还路过过离那间泥屋子不远的公路，虽然没有看到泥屋子的模样，但我知道在曾经的那个晚上，月亮从东边升起，那里曾有惊心动魄的嘴巴被捂上的五个龙河口西街的孩子所经历的一个惨烈的上半夜。后来知道的情况是，那个王法洪从那个泥屋上了公路，他再也没有回龙河口西街，据说是他立刻就去了舒城，再从舒城去了省城，有人后来说，他在新疆，在那里娶了妻子，但没生孩子，过上了吃羊肉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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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翔的少女（1）

大小二夏天为丁冒德在下河嘴过河处的竹林驱走了两个冒充水鬼的下河嘴村姓赵的孩子之后，丁冒德往张母桥上学有了一段好时光，而她毕竟在张母桥中学属于少数派，我们无法了解她在张母桥上学的详细情况。我有时看见大小二跟丁冒德转身离去的背影，总觉得丁冒德比我们要成长得更快。她的父亲比较活络，主管着窑厂、预制厂，在张母桥街上还建了一个种子站，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在将军山一带有着不同寻常的影响力。

又到了白鱼上市的季节，丁冒德记得前一年她问起过那个张小坤经常去买鱼的鱼摊上的人叫河。虽然之前她对他不够礼貌，但她知道，他比她更清楚张小坤的事。一天鱼市快要下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