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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众多中国游历中，江南留给了他深刻印象，所以，他将中国杭州称为“天城”，将苏洲称为“地城”，这与中国历来由民间所称的“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几乎一致。他记载了当时杭州人烟稠密和商业发达的情况，谈到“（杭州）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同时很好赞扬了这一东方的商业集散城市：本地人对于外来贸易的商人很亲切，待人周到、辅助及劝导。更讲到杭州城市市容整齐清洁，人民讲究卫生。对于杭州西湖的美景，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而从此可见，当时中国都市化的程度之高，以及民间商业的繁荣。

《马可波罗行纪》是马可。波罗返回威尼斯之后写就的。1298年，马可？波罗44岁，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日趋激烈，并让他也卷入，后来在一场海战中被俘虏，关进了牢狱。与许多奇书的诞生一样，马可。波罗狱中向狱友们口述了他的东方见闻，由魯思蒂谦记录成文。马可？波罗70岁（1324年）去世，葬于威尼斯的圣。多雷玆教堂。这部亲身经历东方中国的威尼斯人所留给欧洲人的东方见闻，在13世纪末问世后，被人们争相传阅和翻印，被欧洲人称为“世界奇书”。这部最早系统介绍中国以及亚洲的游历，打开了中世纪欧洲人的视野，并为西方展示出一片富饶的东方土地、奇异的国度和悠久的文明（这种文明在当时的西方人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这种向往不仅帮助了中世纪的欧洲人加速了他们的思想启蒙，同时也激发了他们对于世界的更大想像力。二百年之后，这种想像力在西方变成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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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可。波罗：见证元朝的开放（4）

不讳言地说，元朝帝国的兴起，尽管是一个游牧外来民族对于传统汉族中国（一个以中原土地为生养的人类种族）的入主，然而也正是因为了这种强势的“外来”力量，给已呈高度稳定而传统沉闷的宋末中国带来了一番全新的景象，这种景象得以形成的原因，便是“破立”的原则。我曾经半玩笑地将闭合型文化比喻成中国的狗不理肉包子，里面是馅，外面是皮，结合紧凑，稳定得很，而且还会因为馅肥皮薄而颇为自得，唯一困难的是改变它，因为要改变就必须破坏这种超稳定性的结构，所以改变中国往往很痛苦，很不堪，不如汉堡包的改变来得轻松。元朝定都中国，其疆土巨大，所以，让忽必烈帝来看中国，与南宋那些败国皇帝是不一样的，在忽必烈帝的眼里，南宋只是元朝帝国的一个局部，而偌大的元朝所需要资源，南宋原有的陆路水道皆已不能满足。于是他率先开创了由江南闽浙至直沽天津的海上运粮通道。而几乎与统一中国而同时，元朝帝国招徕蕃商的海外贸易也在继丝路通商之外获得了鼓励和发展。

1277年，忽必烈就在泉州建立了第一个市舶司，次年，忽必烈则诏福建行省官通过往来的蕃舶而向东南各国家商人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其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忽必烈帝在诏示中所称的“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八个字，颇有今天我们热谈的WTO全球自由贸易协定的概念。而这个时候，已是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第四个年头了，他亲眼看到了元朝的这个帝国实施开放与通商繁荣的过程。他在《行纪》中这样谈到发生在泉州的元朝国际商贸交易和市舶司的税收业绩：

大可汗（忽必烈帝）由这城和商埠收得极大的税额。要晓得，所有由印度来的船，要付百分之十的税，就是他所载货物、宝石、珍珠价值的十分之一。此外，轻货各船皆取百分之三十作运费。故椒要取百分之四十四。沉香木、檀香木以及其它笨重货物皆要取百分之四十。因为要付税钱和运费两样，所以商人们必须拿出他们所载货物之半。

南宋时候，海外贸易的旧制是实行“双抽”税的苛政，后来忽必烈则迅速放宽了这一过重的税收政策，并严令出台了保护海外贸易发展的###新法，在他执政时期，大大促进了海外贸易在中国的发展，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