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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与人祸（3）

尼斯贝特说，在一次“变化的性质”的测试中，参加者在图表上表现出正加速变化和负加速变化的趋势，结果美国人比中国人（华人）更多地预见到变化趋势，尤其是正加速变化的趋势。美国人线性思维优于循环思维，这看来符合西方人长期以来的创作，即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清教教义，到震颤派和摩门教，到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到美国大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直到民主主义、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都不同于中国人的信念，即完美的世界存在于某种过去的模式，而未来只是在更高的水平上重复这一模式（请注意对于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用于夺取政权的一种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文化信念体系）。西方人的上述种种乌托邦思想都有共同的特点：线性进步，实行后即长存，依靠人的努力而不是靠命运或神的干预，对人性持平等和极端假定。

在中层经理人员参加的与就业相关的调研中，90％的西方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能鼓励个人发挥积极性和实现个人的奋斗目标，而50％以上的亚洲人希望自己的工作岗位是人人团结互助，谁也不争强好胜突出个人。90％以上的西方人认为自己的职位是有一定期限的，而持同样观点的亚洲人只占40％。60％以上的西方人反对职位高低与年龄挂钩，60％以上的亚洲人对此没有意见。在考虑解雇时是否应顾及以往的业绩，75％以上的西方人认为一个人现在表现不好就该解雇，持此观点的亚洲人只占20％。参加测试的一些欧洲人得分是介于美国人和亚洲人之间，这又是“思想西移”的一个表现。

有一道问题是“熊猫、猴子、香蕉”这三者当中，哪两种关系较紧密？尼斯贝特发现，美国学生明显地倾向于“生物分类学”（熊猫和猴子都是动物），而中国学生倾向于“主体关系”（猴子吃香蕉）。在另外一次对美国儿童和中国儿童的测试中也出现同样的差别。尼斯贝特认为这种感知和推理上的差别一定是与社会化因素有关。美国孩子学名词比学动词容易，因为动词意味着关系，活动性强，而名词一般是惰性的。

然而发展心理语言学家们发现，东亚的儿童跟西方儿童不一样，学名词和动词的效率是一样的。亚洲母亲教幼童识字往往是从社会生活常规教起，而美国母亲则往往从名词教起。在英语中，表示一个东西或一类东西是靠词形变化，例如“a　duck”，“the　duck”，“the　ducks”，“ducks”。在汉语中，这些区分是靠上下文和事实提示语来表达，属类区分通常晚一点再学。

英语是“突出主题”，汉语则是“突出论题”。例如，问客人要不要再来一点茶，英语是说“More　tea？”突出的是“茶”。汉语则是说“再喝一点？”突出的是“喝”。在西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其种属的抽象属性组成的实体。对于这些稳定的实体，其行为可作线性预言，而不受环境因素左右。支配物体的规律是可以学习到的，因此这些物体的行为是可以控制的。在东方传统中，物体被认为是具有具体的属性，这些属性与环境相互作用而产生行为。抽象的属性并不是常在的（如抽象意义上的西方民主），并不反映现实，而只是表明一特定物体的一种特点。环境敏感性说明物体以及物体与物体的关系是复杂的，不那么好控制。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人权与人祸（4）

以下两类成语，哪一类更有意义？“半块面包总比没有面包强”和“一人对大伙非输不可”，或者“谦虚过了头就是半骄傲”和“要当心的是你的朋友，倒不是你的敌人”？尼斯贝特的调研表明，中国学生更喜欢那些看来似有矛盾的成语，而美国学生更喜欢成语直截了当。犹太人的意第绪语后来被用来再作测试，以免人们对熟悉的成语有偏见，但测试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