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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超过10万吨。

打击结束的时候，费城、巴尔迪摩、华盛顿与弗吉尼亚比奇几乎变成废墟。

事实上，正是这场打击，迫使美国联邦政府迁往丹佛。

当然，受到打击最严重的还不是这些大城市，而是被称为“美国海军摇篮”的诺福克海军基地。投向这座港口的10万多吨弹药，几乎将整个港口从地面抹掉，别说港口里的基础设施与舰船，就连用混凝土浇铸的码头都被炸得粉碎！

消除了后顾之忧，共和国海军才正式进军墨西哥湾。

到这个时候，共和国海军也拥有了深入墨西哥湾的资本，因为就在2月3日，古巴当局接受了共和国开出的条件，以集约集团盟国的身份参战，并且向美国宣战，随即向共和国军队开放领土、领海与领空。

12个小小时之内，共和国海军航空兵与第一批陆战队官兵就进驻了古巴。

卷十四　硝烟漫天　第122章　一发不可收拾

战后，关于共和国有没有必要对美国实施战略打击存在很大争议。

很多人都认为，到2063年的时候，因为美国已经丧失了战略潜力，且被共和国团团包围，只要共和国当局肯在一些问题上做出让步，就能以和平的方式结束战争，甚至能够占领美国本土，也就没有必要对美国进行全面战略打击。

暂且不管这种论点的对错，首先得承认，战略打击开始后，就很难收手。

对共和国的决策者来说，战略打击无疑是一种解脱压力与推卸责任的有效办法。说得直接一点，做出决策的不是某个人，或者某个小集体，而是最高统帅部，而这个战时最高决策机构实际上是由元首府、全体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国务院、总参谋部与各种民间机构组成的。即便在这个机构中，元首具有最高发言权，以及最后决策权，任何重大决策也不是一个人决定的。由此可见，战略决策是集体决策，因此对美国实施全面战略打击也是集体决策，即便这个决策出了问题，也不会由某一个人来承担责任。更重要的是，这种责任关系不可逆推。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批准了战略打击而造成重大损失，需要承担责任的不仅仅有裴承毅，还有整个决策机构，结果就是不由裴承毅来承担责任。相反的，如果因为没有批准战略打击而造成了重大损失，由于是裴承毅单独否决的，就得由他来承担责任，而不是由整个决策机构来承担责任。

这种情况，在任何国家都存在。

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最显著的例子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的时候，杜鲁门批准了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战略决策。要知道，以事后的角度来看，美国在1945年8月份用原子弹对付日本，几乎是多此一举。以当时的情况，即便美军不登陆日本本土，即便停止战略轰炸，只要继续保持战略封锁，因为严重的饥荒，日本也会在冬天到来的时候投降，不可能坚持到1946年，也就不会让美国损失100万官兵。问题是，以当时的情况，作为美国的最高决策者，在要不要使用原子弹的问题上，杜鲁门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用后人的评价来说，杜鲁门远远不是罗斯福那样的战略领袖，在政治场上最多算得上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也就不可能具有罗斯福那样的战略眼光与战略魄力，做出足以影响整个世界的重大战略决策。为了避免承担责任，特别是为阵亡100万美军官兵的责任，杜鲁门别无选择，只能用原子弹为战争划上句号。

当然，肯定有人认为，裴承毅绝不是杜鲁门那样的人，不应该犯同样的错误。

实际也确实如此，裴承毅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来的决策能力不但远远超过了100多年前的杜鲁门，也超过了当年的罗斯福。

问题是，不同的时代，总有不同的麻烦。

从某种意义上讲，那些支持杜鲁门向日本投掷原子弹的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最终目的都是要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要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面临的烂摊子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还要严重。当时，除了美国之外，整个西方世界都变成了废墟，英法德意等传统强国全都遭到战火摧残，就连情况最好的英国都不得不放弃日不落帝国的王冠，将世界霸权交给曾经的殖民地。与之对应的，则是在苏联领导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愈演愈烈，而且在东欧平原上，还有数百万经历了战火磨练的装甲部队。可以说，美国要想领导世界，首先就得顶住红潮。正是如此，才有了帮助整个西方世界振兴的“马歇尔计划”。问题是，一个经济计划对蓄势待发的百万红军没有任何意义，更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