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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很多人加入了纵情声色的行列，男女关系比较混乱。隋朝建立初期，隋文帝曾采纳宠臣李谔的意见对混乱的男女关系做出了规定，要求五品以上官员的妻女不得改嫁。后来隋炀帝即位，其本人就是个荒淫无道的家伙，其手下官员也好不到哪儿去，当时社会上男女关系十分松弛，贞节问题自然也就没人注意了。

唐代的社会风气特别开放，这和国力强盛、国家富庶、中外交流增多有很大的关系。虽然民间此时也有提倡贞节的文学作品，但唐代的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女子必须守节，官方也从来没有鼓励或褒奖贞节。社会上，男女交往比较自由，离婚和再嫁都很普遍，没有人反对，也没有人逼女子守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还写过一首《嫁人苦》的诗，认为丈夫死后女子要守节是女子苦的一个重要原因。

女子的贞节问题到宋代中叶进入非常严酷的阶段，此后便愈演愈烈，从表面上看那是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但从本质上看，这完全是封建统治者控制社会的需要。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一般来说，一个国家、朝代、社会越是强盛，统治者的信心越强，对社会的控制就越宽松，人们享受的自由度也越大。反过来说也一样。中国从宋代中叶以后，在强虏面前日益显示其腐朽与空虚，明清两代从总的看也是江河日下，统治者越是虚弱就越是要千方百计地维护其统治，强调伦常和女子贞节就是这方面的一个重要表现。

宋朝初期，人们对女子贞洁的概念还比较宽泛。民间的女子再嫁现象仍旧比较普遍，很多名人还鼓励自己身边的女人再嫁。但好景不长，随着儒家思想传播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对贞节观念逐步发生了变化。当时，以王安石为代表的一些比较开明观念的学者、官僚，对女子的贞节问题仍持较为宽泛的态度。但另一个比较保守的宋儒学派却认为应该“正礼乐、明五伦”。代表学者周敦颐在《通论》里谈到要“万物各得其理”，就是要巩固封建统治秩序。保守派认为臣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父亲、妻子要无条件地服从丈夫，要守志、守义，于是改嫁与再嫁日益受到否定，贞节观念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吹捧。

程颐、程颢和朱熹是提倡贞节最积极、影响最大的学者，在“存天理、灭人欲”思想的指导下，他们极力提倡女子守节，孀妇不能再嫁，对男子也提出了“若娶失节者以配身，是己失节”。于是一时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为统治者提倡贞节的标语，在民间广为流传。妻子要为丈夫守贞、守节，臣要为君守节、尽忠，子要为父尽孝道，这三者联成了封建统治秩序的全部框架，一损俱损，这也是封建统治者大力提倡贞节观的原因。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贞操”背后的呜咽（3）

继程颐、程颢之后的朱熹，也利用自己的学术地位，不遗余力地提倡和宣传女子守节。当时他有个朋友叫陈师中，朱熹得知陈师中的妹夫死了，便特意写信给陈师中，劝他妹妹守节。

极具讽刺的是，别看朱熹在不遗余力推销“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他却是个言行不一的伪君子。他曾引诱两个尼姑作妾，外放任职时还带着她们。而他的大儿媳居然在其丈夫死后却怀了孕。诸如此类的特大丑闻让程、朱理学一时名声变得很坏。宋宁宗闻之大怒，降旨要贬朱熹的官，这时朱熹吓得赶紧上表认罪，承认了纳尼作妾等事，表示要“深省昨非，细寻今是”。可叹啊，连朱熹自己都承认是在搞“伪学”，而一些迂腐之士还以他马首是瞻。

贞节观念在明清两代得到了大力宣传和朝廷制定法律的推动。徐皇后的《内训》、解缙的《古今列女传》、吕坤的《闺范》、温氏的《母训》等书都为宣传贞节观念起到了不小的作用，致使贞操观在寻常百姓脑中愈来愈根深蒂固。明洪武元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诏令旌表节妇，同时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岁以后仍不改嫁的人，要旌表门闾，还免除本家差役。

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为嘉奖贞节所发布的特别命令。这个诏令等同于向老百姓发出一种信号：出身虽然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只要守节，就有机会成为名人。这样一来，守节妇女可以获名，家属可以获利。在名利之下，能够抵挡住双重诱惑的还真不多。以前家属为了减轻负担，恨不得守寡的女儿赶快改嫁。现在看到能免除差役，反而巴不得女婿早死，好让女儿成为寡妇。

到了清朝，贞节变得非常狭义，几乎成了宗教。这时，许多学者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