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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国的崛起几乎可以与金融无关，没有金融的支持，帝国仍然可以依靠的是强大的军队、优秀的政治家以及高效的政治制度称雄四方。但四百年以来的国际金融史表明，没有一个近现代大国可以不依靠金融而能够确立其国家地位。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在四百年前奔涌而出的时候，任何近现代的大国，特别是霸权国家必须具有强大的金融实力才能实现古代帝国的光荣与梦想。这里的金融是什么？简而言之，是乔万尼。阿瑞吉等人在《现代世界体系的混沌与治理》中所说的“巨额融资”能力。

经济史学家们发现，近现代以来霸权国家的交替都伴随着两大过程：一边是衰落霸权全系统的金融扩张，一边是新兴霸权金融力量的积聚。当新兴霸权获得了足够的“巨额融资”能力，国际金融中心随之改变，霸权地位亦随之改变。从阿姆斯特丹到伦敦再到纽约，从荷兰到英国再到美国，历史一再证明了这种“巨额融资”能力与国家兴衰之间的相关关系。

是什么造就了这些近现代大国的“巨额融资”能力并让他们在世界称雄？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健全的金融制度。金融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一个金融市场让位于另一个更为发达的金融市场，一种金融制度让位于另一种更为健全的金融制度。从金本位到美元本位，从英国式的金融制度到美国式金融制度，变化中的是形式，而比前者更具备“巨额融资”能力才是不变的。

国人依稀还记得，道光朝以来，面临外部战争威胁的大清帝国竟然无法为抵御外敌筹措到足够的军费。鸦片之耻、甲午之辱、八国联军火烧我“万园之园”的切肤之痛，固然有皇朝政治腐朽、闭关锁国、妄自尊大的原因，但泱泱中华帝国在关键时刻竟然拿不出足够的钱来打仗又岂有不败之理？然而根据经济史学家麦迪逊的估计，在19世纪中后期，清帝国的GDP按当时的可比价格计算竟然是英国的4倍，日本的5倍。真是可叹、可悲！

巨额融资能力与大国兴衰（2）

创造了文官体系的中华帝国，竟然没有创造出一个哪怕比较初级的金融市场，在财政收入有限的情况下通过资本市场发行国债，把苛捐杂税的盘剥变为政府的承诺，至少在战争时期可以筹措到足够的军费。由于财政收入来源的单一，即便有可御敌之兵，但却没有充饷之银，国家无法供养庞大的军队攘外安内。金融市场的缺失不但让帝国自取其辱，还使其自毁长城。国家将组建军队的权力交给了个别大臣，清末民初的地方割据、军阀混战乃至再次遭受外侮的局面早已经在拥有强大“巨额融资”能力的列强来到大清国国门的时候注定了。

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金融市场当然不单为战争而设，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由于经济资源配置，增加国民财富和国家实力。在国际格局比较稳定，经济全球化再次掀起巨浪的今天，“巨额融资”能力再次成为决定国家兴衰的重要因素。

金德尔伯格在《世界经济霸权1500－1990》中通过对1500－1990年近500年中世界经济霸权更替现象（从意大利城邦到欧洲低地国家如葡萄牙、西班牙，再到法国、英国、德国、美国、日本）的研究指出，国家和人一样，有其生命周期，有它的幼年、青年和暮年。在不同的生命阶段，一个国家的地位也会随之发生从兴旺到衰弱的变化，并由此决定着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它是否处于领先地位，抑或是否被其他国家代替。国家生命周期演进通常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内部重点产业由贸易部门到工业部门，再到金融领域的转移。金德尔伯格虽然没有在其著作当中说明，但是他一直强调的一个问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要具有生产性（productive），但大多数国家的经济都走过了一条从生产性到非生产性发展的道路。这就使经济霸权有了生命周期的性质，从而无法逃脱由盛到衰的宿命。

国际金融的历史告诉我们，在金融中心的转移过程中，旧霸权主导的世界金融体系的崩溃往往始于新霸权金融中心发生的危机。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指出，1772－1773年伦敦的金融危机让阿姆斯特丹不再是欧洲世界经济的首要金融中心。1780年的危机则使英国成为经济上的胜利者，世界金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