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镑的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罗杰斯并没有等到那一天—在英国政府最终允许英镑贬值前，他已经回到了美国。

自称“来自亚拉巴马的穷小子”的罗杰斯出生在迪莫波利斯（Demopolis），家里面的电话号码是5，非常好记。离罗杰斯家最近的大城市是50英里（1英里约为公里）之外、有着19　000人口的塞尔马（Selma）。罗杰斯的父亲是一个古老的亚拉巴马家族的成员，为博登化学公司（Borden　Chemical）管理着一家生产木工胶和甲醛的工厂。

罗杰斯进入耶鲁大学学习，1964年毕业。由于一时拿不定主意要从事什么职业，他申请了几家研究生院，并参加了几次校园招聘的面试，其中一位来自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Dominick　&　Dominick）的面试官是在纽约贫民区长大的，对罗杰斯印象很好，就向罗杰斯发出了邀请，邀请罗杰斯到他们公司来。结果，罗杰斯只好解释说，他已经决定秋天去牛津大学读书，并问他能否只在他们公司工作一个暑假。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最终罗杰斯还是如愿了。当时，罗杰斯对股票和债券都一无所知，但是，他几乎立即爱上了证券投资。

“我对这个行业感兴趣的真正原因不是为了投资，因为那时我还没有钱，而是因为，干这一行，只要你聪明，那么你全部要做的就是运用你的智慧，并关注这个世界。当时，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常贪婪地阅读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不必费心打领带①，也不必加入乡村俱乐部或教师家长会。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并得到相应的报酬。我认为，那是我所见过的最令人兴奋的职业。”那年秋天，他去了牛津。在牛津大学，身材相对矮小的罗杰斯曾以舵手的身份赢得过划船比赛的冠军。（巧合的是约翰·邓普顿也是在南方的小镇长大，并去了耶鲁和牛津。他们是经巴里奥（Balliol）学院院长介绍才认识的。）

罗杰斯说起话来语调温和，近乎羞涩—但是能够迅速而准确地抓住要点。他总是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运动夹克和不相配的裤子，即使是在纽约冬天严寒的天气里，也不穿外套。到罗杰斯回美国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是国际金融。他梦想成为像“苏黎世财神”（Gnome　of　Zurich）②　一样的人，传说这位瑞士银行家到处都有投资。1965年夏天，他回到多米尼克合伙证券公司，在该公司的场外交易部门工作。接着，罗杰斯服了两年的兵役。在军队中，罗杰斯为其指挥官管理着一个资产组合，并有了一定要赚钱的决心。“我想赚到足够的钱，这样我就不用再为工作担心。”他说。

了解世界（2）

退役以后，他先是在贝奇工作，接着又在基尔德公司工作了一段。在那里，他悟出了一个道理：“你最好理解数字。20世纪60年代，许多人并不知道他们正在做什么。现在也如此，许多人正在赚钱，但并不知道是怎么赚的。”随后，他去了纽伯格－伯尔曼（Neuberger　&　Berman）公司。

1970年，在欧洲老牌投资银行阿霍尔德－布雷希洛德合伙公司（Arnhold　&　S。　Bleichroeder）时，罗杰斯遇到了乔治·索罗斯。他们组成了业内最成功的“双子星”投资团队。他们一起工作时，没有一年是亏损的。从1969年12月31日到1980年12月31日，索罗斯基金①的收益率为3　365％，而同期标准普尔指数仅上涨了47％。开始时，量子基金只有他们两个人和一个秘书。索罗斯负责交易，罗杰斯负责研究。

量子基金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其独立的风格。罗杰斯和索罗斯都没有时间去考虑华尔街的研究报告。“他们都是随大流。这样做不可能获得成功，”罗杰斯说，“这是最快的破产方法。”但是，罗杰斯认为自己并非一个反向投资者②—从1959年起每年都购买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然后每年都亏损的那些人。投资者可以选择与众不同的投资策略，但前提是你对自己判断的正确性必须有把握。

量子基金最大的成功在于其预测大的和总体趋势的能力—这些变化是长期的，而非“周期性的”。罗杰斯在他自己的投资中仍然保持这一原则，他当时解释说：“我们对某个公司下季度的盈利或者1975年铝的发货量并不是太感兴趣，而我们真正感兴趣的是主要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因素，在将来某个时候如何改变一个产业或股票板块的命运。如果当前的股票价格和我们所预测的存在很大差异，那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