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第1/4 页)

磬、玉棒，在墓室下面找到一批武器：戈与戈柄，十个一束成捆摆放的矛，还有帽形铜盔，盔面有虎头花纹……

李济亲自视察过了１００４号坑的发掘现场，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说，被填回土的盗坑对现代考古学家的探寻也是有益的。认真考查早期盗掘和回填的盗坑的痕迹，可以了解盗墓者的盗掘技术，更重要的是可获得一些判断盗掘约发生于何时的资料。由于某些原因，HPKM１００４上盗掘者挖的盗坑稍偏北，故靠墓坑南壁有一小块地方未被扰动。结果有两件大型青铜方鼎留下来了，直到１９３４年我们考古队重新发掘此墓时才被发现。”李济：《安阳》（单行本），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７４—７５页。

回到南京，李济把工地的出土情况报告了傅斯年。傅又兴高采烈地转告了来访的法国学者伯希和（Paul　Pelliot）。于是傅斯年与伯希和一同赶往西北冈。当时的场面非常壮观，“西区的四个大墓行将到底，东区的四百多个小墓已在发掘。虽然墓葬多被早期盗掘，可是其中残遗的也大有可观。譬如高约七十四公分的大牛鼎，稍低一点的大鹿鼎及大圆鼎，各种鸟兽形制的石雕、玉器、松绿石器，又有数十套车器，武士用的钢盔、弓矢、戈、矛、刀、１９３５年，梁思永在西北冈大墓接待前来参观的伯希和（法国）和傅斯年。（李光谟提供）

第四章　殷墟·城子崖（21）

戚、斧、钺等，饮食用的爵、觚、斝、卣、鼎、彝等等，并有车坑、马坑、象坑、鸟坑、人头坑、无头葬。”石璋如：《考古工作》，载《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所长纪念特刊》。

伯希和面对如此宏大的陵墓、排列齐整的小墓及大量精美灿烂的文物，不断发出惊叹和赞美。后来国内外报纸和电台都发表了这条消息，此后前来安阳参观者大为增多。自然，烦恼也随之而生。

五、　董作宾携女友风波

１９３５年４月初，董作宾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派遣，前往侯家庄西北冈监察考古发掘工作。９日他致信李济，谈此行见闻和打算，内中有“近日东区大墓之北出车马饰，且此区亦可见杀人殉葬或作祭之实证”，“弟此次拟将裴希庆处所存铜器石器照像拓印编书，理完即归京”，“日内与思永商量下季工作计划，备兄参考”等语所档：考４—６—１０。。虽名为“视察”工地，其实也就是回自己的地盘和工作单位，轻车熟路，沿途又尽是朋友熟人。于是，他竟犯了晕糊，携女友同去西北冈参观发掘现场，一路殷勤充当解说，并同住在招待所。花边新闻不胫而走，安阳城顿时沸沸扬扬……

４月９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所档：元２３—３２。。其意是事已至此，只能表明决非环境纵容，也想把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

１９３４年傅斯年俞大綵于北平寓所。（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告诉了这件事。傅斯年怒不可遏，４月１０日致电史语所，自我请罚：“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弟今晚赴京，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致史语所电，《傅斯年全集》（卷７），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４５页。

傅斯年“罪己诏”的恼怒，其来有自：上年夏天，他与原配丁夫人离婚。丁夫人在济南陪侍傅母家居数年，而傅斯年常年游学任职在外，夫妇同处之日颇少，嗣以新旧习惯不同，遂告离异。８月５日，傅斯年与俞大綵女士在北平结婚，俞大綵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外文系，长于文学，其兄俞大维与傅斯年同学友好，经俞大维介绍他们相识。此事在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也成为某些好事者的靶子，因此他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

在这件事情上，李济不愿让傅斯年过分责难自己，更不愿让外人看史语所的难堪，于是揽咎于己，自请处分，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唯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　此时孟真尚在假期中，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　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　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